刘复之发现，当时相关法律有的地方线条粗，执行起来问题较多，需要进行研究、补充，使之更精准。他建议，通过总结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定的《惩治贪污条例》的立法经验和十年法治建设过程中执法的成功经验，在刑法、刑诉法和补充规定的基础上加以规范，对一些新的犯罪行为作出法律上的规定，确定定罪处罚的标准，以有效开展反贪污贿赂工作。

“比如说回扣，改革开放初期，企业回扣严重，到底该怎么界定？是改革开放的润滑剂，还是经济毒瘤？”杨书文举例说，调研期间，经济界、企业界、法学界专家多次讨论，划定了一个标准，“明扣”不算犯罪，如签约购买一定数量产品可打折扣，但“暗扣”、阴阳合同则是违法的。

杨书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初是朝着特殊法方向起草反贪法，既包括实体法，又包括程序法。比如《刑法》是实体法，规定对构成犯罪的可以进行侦查，而在反贪初查阶段，能否采用调取、查封账号等必要的侦查手段，如何取证，属于程序法，反贪法试图将这两者打通。

是否赋予反贪局侦查手段，这在当时很有争议。肖扬曾撰文分析原因，一是大多数人不习惯用，不会用，甚至觉得没有必要对贪污贿赂犯罪使用侦查手段；二是思想不解放，根本就不敢提出使用侦查手段这一命题。

1990年，肖扬从广东调到最高检任副检察长，成为《反贪污贿赂法》研究起草领导小组的第一任组长。肖扬十分强调反贪机构一定要依法使用侦查手段。

他说，检察机关既然成立反贪局，就要有侦查权、侦查手段和侦查技术，并且要使之法律化。他认为“制定反腐败专门法，就是要以立法的形式统一反腐败工作。反腐败是否彻底，是否坚决，关键还是要依法反腐，走法治化道路”。

1993年4月，最高检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反贪法》研究起草论证会。当时草案已经写到第五稿，会上有人直接指出 “稿子不行”，对全国各地反贪实践情况、经验教训和对世界范围内最先进的反贪污腐败经验这三方面，都没有很好地总结。会后不久，杨书文和吉林省行政学院政法部主任周其华被调进最高检，专门参与《反贪法》的起草，周其华后来成为国家检察官学院教授。

当时负责执笔起草的有一二十人，在最高检旧楼2层的一间办公室工作。那是一幢3层高的苏联式建筑，厚墙小窗，屋内地面铺着旧木地板，走上去嘎吱嘎吱地响。斑驳的水泥楼梯上，每天都有人抱着资料跑上跑下，来自全国各地的最新情况汇集到小楼2层的办公桌上，法案起草实际上调动了全国力量。比如研究离退休干部利用原来影响力犯罪的问题，最高检发出题目，全国各省都要搞调研，限期上报。起草小组根据工作需要，也要经常到基层征求意见。

罗辑当时的主要精力还放在办案上，兼顾指导《反贪法》起草，任反贪污贿赂法研究起草小组副组长，杨书文和周其华定期向他汇报工作。每起草完一稿，先是组内讨论、找问题，再请专家座谈。一边呼吁人大立法，一边进行起草。

为防止走漏案件消息，罗辑要求检察机关，初查阶段不需要向任何有关部门报告通气。初查结束，需要逮捕审讯时，再向有关部门报告。“这是在我主持下制定的，也是经中央批（准）的。”罗辑说，这一办案原则也写入了当时的《反贪法（草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