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何出卖国家最高机密,沦为“叛国贼”!
《教育》杂志在当时介绍引进,
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方面,
起到了积极作用,
堪称他“指点江山”的啼声初试。
1911年,他从日本回国,
当时他已经意识到,
救治国家绝不是空言所能济事,
必须从“改良政治”入手。
于是他加入了南京临时政府,
并任临时政府内务部秘书。
可这工作做了才三个月,
他就甩甩手不干了。
这个月的从政经历,让他认识到,
命是革了,
但新的政权根本不懂怎么管理国家,
此时国家急需的,
是必须有人在政治理论方面加以指导,
启发人们的政治觉悟,
对当政者施以监督和影响。
他说:民主国家所需要的,
不尽是干政治的人才,
即坐而论道的批评家在其本身上,
亦未尝不是国家一种需要。
他决定,要以评议政治的方式,
来参与政治活动。
孙中山邀他加入国民党,
他没有同意;
梁启超组织统一党他也没参加,
但他一人为政治却扮演着多面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