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侃如答：从尼克松到奥巴马，美国对中国既不“软弱”，也绝非“天真”。连续几届政府都过分简单化地认为接触能导致中国走向（美国式）民主，这从来都不是有效的假设。随着范围和背景的变化，美中关系的具体目标和重点也在不断演化，双方关系经常受到各自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冲击，谈判通常艰难而漫长，“胜利”从未轻易实现。 问：我们是否正进行所谓的“转向亚洲”？这一政策转变背后的目标是什么？

答：这一想法源自奥巴马第一任期初期对美国军事、经济和外交资源配置的评估。评估的结论是，我们在中东的战争和反恐方面过度投入，并一直忽略亚洲。由于亚洲是未来所在，美国应重新平衡，增加对亚洲的关注。时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托马斯·多尼伦在这次评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成为再平衡努力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这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将我们从亚洲转移到中东的一些军事资产重新移回亚洲，但这一努力更重要的是将重点放在达成重要的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是其中一个关键支柱，并加强我们在那里的外交博弈。这其中就包括决定参加东亚峰会，成为一个更严肃、更积极的存在，而不是被阿富汗、伊拉克和该地区恐怖主义的普遍威胁搞得焦头烂额。这一设想不是为了百分之百关注一个地区而放弃另一个地区——多尼伦想要实现的是“再平衡”，而非“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