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重：共同利益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中美苏三角关系中对付苏联。1968年发生了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因为当时新政府的领导人上台以后要搞改革，勃列日涅夫不同意，便以华约的名义，调集二十万部队入侵，提出有限主权。而且勃列日涅夫要跟美国平起平坐，搞军备竞赛，所以美国感到有压力。

从中方来看，当时也有压力，勃列日涅夫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中苏爆发流血冲突——珍宝岛事件，随后中苏边界谈判以失败告终。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中美走到了一起。

另外我国本身也有一个逐步对外开放的意愿，所以中美建交关系正常化带动了一大批国家和我们建交。

我觉得从使馆角度来讲，或者从使馆前身联络处的角度来讲，共同的希望一是要帮助美国人正确地认识中国，另外要和美国的政府上上下下建立正常的工作渠道。

记者：难不难？

周文重：我想当时美国人有需要，因为从中美关系刚打开前后吧，有中国热，我们也做了一些美国人很欢迎的事，比如在美国举办了出土文物展览，尼克松访问，我们送他一对熊猫，等等。周总理请尼克松吃饭，在饭桌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尼克松夫人，她很高兴，所以这样一些友好的姿态，在美国来说还是很得人心的。

另外，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这个对美国企业界来说，他们梦寐以求打开中国的市场，大家愿意和中国来往，愿意了解中国。

记者：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时，中美之间共同的利益又是什么？

周文重：到了八十年代，中美的共同利益比较明显地转到了经贸方面。

记者：到了九十年代，应当说您是几乎整个九十年代都在美国工作。中美两国之间共同的利益，和八十年代相比，有变化吗？

周文重：因为中美关系一方面在发展，但另一方面美国人看中国国力越来越强，防范之心也在增加。

记者：那个时候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