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意味着生产关系的介入，会让双方建立起一种长期而复杂的依存关系。

在这种依存关系下，“分手”带来的沉没成本，谁都无法接受。

日本的照相机，中国说禁就能禁，但要禁了丰田、本田，广汽、一汽听了都得昏过去，谁都担不起这个后果。

所以，投资关系一旦建立，起码就能维持几十年甚至更久。

比如八十年代日本经济最辉煌的时期，日资在全球买入大批资产，现在日本海外资产高达十万亿美元，全球第一，这样的家底再吃几代也吃不完。

又比如我们在非洲搞基建投资，就是为了深度参与非洲的开发并获得先手优势，我们在非洲投资建立的第一条电气化铁路，这样的红利我们能吃多少年？

这才是国际关系中不容易被替代的深度依存。

再多说两句最高层次的科技人才依存。

在科技人才上的依存，要求国与国之间的利益高度一致，彼此高度信赖，在全球范围内，基本只有欧盟之间可以勉强做到。

比如全球最大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欧盟各国出资建在瑞士的地下，各国共同维护，科研机构一起使用。

但对我们而言，由于在体制和价值观上的分歧，我们基本和发达国家不可能建立这种层次的关联了。

所以，建立资本上的依存关系，就是我们和西方发达国家建立深度合作关系的关键。

中欧之间的投资规模，已经在100亿美元左右徘徊多年了。

去年，我们对欧盟的出口金额是4278亿美元，但直接投资金额只占到2.5%。

我们总说加强中欧之间的经济合作，要加强世界第二三经济体之间的互相赋能，但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

很显然，中欧之间想要更进一步，只靠贸易的独轮走不了太远。

更何况还有美国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在其中制造颠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