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生子女费是整整一代人的家庭记忆，每月5到10元的奖励政策曾经被严格执行了三十多年。

为了调研当年推行的独生子女费是否符合标准，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曾在2005年开始一项名为《独生子女优惠政策改革调查研究项目》的课题研究。

当时的调查结果显示，如果要想达到55%调查对象满意的最低标准，每月独生子女费标准必须达到50元以上；如果要想达到80%调查对象满意的最低标准，每月独生子女费标准必须达到100元，这是当时规定标准的10倍；如果要想达到90%以上调查对象满意的最低标准，每月独生子女费标准必须达到200元。

结果说明，即使当时独生子女费完全兑现，也与群众的预期标准相差甚远。全国统一标准的独生子女费基本上没有起到优惠的作用，失去了优惠政策的含义。

“在独生子女费开始推广的八十年代，人均月工资不过几十元，那会儿5元并不是一个小数目，以至于当时全国并不是所有地区都能负担得起这笔开支。不过在后来的物价水平下，这笔开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王广州解释说。

据统计，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493元，而2021年浙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高达到57541元，位列全国第三，仅次于北京、上海。因此这每月1000元的补贴是否够用，还需要更多数据进一步佐证。

“钱从哪里来？”这是王广州比较关心的另一个问题。他认为，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不能为了让一群人受益，而损害另一群人的利益，比如说是否会因这笔额外开支对养老、教育或医疗造成影响等。

在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黄匡时看来，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不同情境下的生育意愿，可以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提供决策支持，但他同时也提醒，这种假设性的问题回答，可能与其真实生育行为存在一定的差距。

“在分析调查结果时，也需要分析样本代表性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为科学决策提供有价值、更加真实的参考。”黄匡时说，“这个假设性的生育补贴政策对出生人口的影响需要深入分析，尤其需要政策出台后的持续跟踪监测与评估。”

不过，对于问卷中“假设政府每个月给生二孩/三孩补贴1000元”的提法，不论黄匡时、王广州还是任正委都持肯定态度。

“虽然对于整个育儿过程中家庭付出的成本而言，这只是杯水车薪，但对于低收入群体而言，仍是一笔可观的收入补贴。特别是浙江的农村地区，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不足四成，每月补贴1000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覆盖农村一般标准的婴儿养育成本。”任正委说。

摸着石头过河

浙江一直在尝试构建育儿友好型社会，在婴幼儿照护服务、产假与育儿假等方面都出台了有力度的生育政策配套支持措施。例如，计划“2025年每千人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4.5个”，“一孩延长产假60天，二孩、三孩延长产假90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