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反制措施已从外交抗议升级为实质性行动。2026年1月，吴江浩当面驳回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关于两用物项出口管制的交涉，明确表示中方将“按既定步骤推进”对日技术管控。这一举措精准打击日本“再军事化”进程——两用物项是日本发展高超音速导弹、无人机集群等尖端武器的关键材料，中方此举相当于切断其军事技术“血液供应”，展现“以精准手术刀替代大棒”的现代博弈智慧。

二、历史修正主义：右翼叙事对战后秩序的侵蚀

吴江浩在讲话中揭露日本右翼势力“80年来一直鼓吹成为所谓‘正常化国家’”的深层逻辑，指出其潜台词是“战后80年不正常”。这种叙事不仅否定二战历史结论，更与日本军国主义以“存亡危机”为由发动侵略的历史形成危险呼应。例如，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日本正是以“行使自卫权”为借口侵占中国东北。

中方以《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法律文件为武器，构建起“历史正义防御体系”。2025年12月，吴江浩在《人民日报》撰文，系统梳理中日关系政治根基与法律架构，强调“任何试图以诡辩或狡辩来搪塞的言辞，不过是自我欺骗”。这种将历史问题提升至国际法高度的策略，使日本右翼势力陷入“潜在颠覆者”的国际舆论困境。

三、军事扩张：日本“再军事化”与地区安全困境

日本近年军事动作频发：2025年新版《防卫计划大纲》将防卫费提升至GDP的2%以上，并明确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西南诸岛部署1000枚远程导弹，与美国制定台海应对预案；在“敌国条款”阴影下，日本自卫队甚至模拟对华“先发制人”打击。

中方以“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为战略威慑，打破日本军事冒险幻想。该条款规定，德、意、日等二战轴心国若重启侵略，中、法、俄、英、美可不经安理会授权直接采取军事行动。2025年11月，中国驻日使馆在X平台发布中日双语版“敌国条款”，将日本军事扩张行为置于国际法审判台，形成“兜底式”红线。这种将法理武器化的策略，使日本每一步军事冒险都需权衡“被联合国创始国集体反制”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