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注意的是，与以往的霸权国家不同，美国霸权的实现不是直接针对对象国采取单边控制，也不是以同其他国家建立双边关系的方式来体现的。而是开创性地建立了一套在威尔逊理想主义传统和现代商业理念基础上的多边规则体系，用苏珊·斯特兰奇的概念讲，就是它构建了一个结构性权力—与其他传统帝国相比，美国更倾向于用制度来维系自己对世界的控制与治理，其重点不是试图直接控制某个具体国家，而是通过规则化的系统、网络垄断各国间在贸易、金融、科技、文化等重要领域的交换渠道。这些渠道只有以开放、多边的形式，才能吸引更多的国家参与，增加美国塑造的国际规则的权威性与获利空间。

正因为如此，当美国发现原有规则不利于自己，甚至有利于对手的时候，它一定会通过各种手段调整、改变规则，乃至重新塑造一个规则体系，“美国优先”并不意味着美国会放弃多边主义规则的塑造，更不会以双边渠道重新塑造新的国际规则，它所要做的，就是建立新的、更符合美国利益的、更高层次的多边规则。在此过程当中，美国依旧会以“价值诉求”和“现实利益”的二元目标为主导，影响和控制新的多边规则的建立。它一定要在新的多边规则中加入更多的价值观或意识形态因素，谋求遏制对手、实现霸权可持续维系的现实利益，这也是“新冷战”的重要背景，我们不能低估。

我想再次重申一下如下观点，全球化的分层化与区域化是正在快速进行的新的全球化的重要特征；我们不能以传统的理念予以认识和理解，必须正视和积极应对；尤其需要关注的是，当今的全球化态势不是“逆全球化”，而是“全球化分裂”，主要表现在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之间关于什么是自由贸易、自由竞争等共识公开破裂了，两者秉持着各自的理念不是相向而行，而是背道而驰。因此，这是美国试图以价值观、意识形态等划界的方式来搞全球化的分层化的主要原因。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业已形成的所谓“新区域主义”的发展中，越来越多地渗透着政治因素—区域经济集团将具有更加坚实、可靠的区域政治基础。目前，除了俄罗斯等少数国家外，几乎所有的经济大国都是区域经济集团的主要成员。相当长时期以来，人们大多认为，经济区域化力量的发展主要是抵御经济全球化引发的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更多的是从经济利益上去认识区域化，未能从政治意义上去做更深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