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美国政策方向的转变负有责任，但特朗普为此辩解、推动和实施的措施总的来说是适得其反的，这强化了中国对美国意图最黑暗的假设，并削弱了未来任何一届美国政府获得亚洲盟友和伙伴信任的能力。

问：拜登政府初期在应对与中国的挑战方面做得怎么样？

答：不太好。在特朗普执政的混乱年代之后，我曾希望会有一套更加专业、务实和基于利益的对华政策。虽然拜登政府在改善与盟友和伙伴的关系方面作出了更为一致的努力，但在我看来，它未能制定针对中国自身的前瞻性战略。简言之，拜登政府犯了以下五个错误：

首先，在意识形态方面，拜登政府将我们的全球政策定义为民主对抗威权。这一表述本身是一个自我设限的框架，因为许多非自由民主国家在重要的对华政策领域与美国观点一致，但又不愿意在帮助民主战胜威权方面同我们站在一起。此外，这一框架从根本上削弱了与北京进行有意义对话的前景。讽刺的是，就在推进这一框架的同时，拜登政府每天都在竭力维持美国国内的民主。

其次，拜登政府将“竞争”与美国对华政策挂钩，却没有确定具体目标、优先事项、工具和基准来解释和评估这种“竞争”。只要这种实质性真空持续存在，美国就没有应对中国所构成的挑战的战略。相反，美国只是采取了被动和防御性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