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行政法院”判决所展显司法见解，并不完全认同行政部门行为。

首先，本案系台湾民众至大陆从事服务小区工作，究其性质是否涉及担任“党政军职务”或为其成员，及其所引发是否违法及妨害台湾安全之争辩。

基本上，“行政法院”认为小区主任助理涉及“党政军职务”，但非其成员；并不否定陆委会认定任职小区主任助理系从事“具政治性机关（构）、团体”职务。

曾佩琦等27人担任的“小区主任助理”职务，并非居委会、村委会编制内“成员”，不是村（居）委员会组织法所设置干部。

但“行政法院”认为小区主任助理必须长期驻点于小区内，并参与小区治理工作，受小区的指挥监督，遵守工作或纪律要求，确实担任具政治性机关（构）、团体“职务”。

其次，大陆村委会或居委会虽属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仍应服从“民主集中制”、“党管一切干部原则”的组织原则；政府与群众自治性组织关系，也有陷入“领导关系”与“指导关系”、 “行政化”与“自治化”争论。

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条：“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

在城市也有这样基层自治性组织扮演公共事务执行之协助者角色。依据《城市居民委员会会组织法》第2条：“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