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每逢巨变，为什么都能力挽狂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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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说刘易斯拐点，我给自己助手布置的课题叫刘易斯拐点偏移，为什么？因为城市工业只使用17-30岁的劳动力，不是刘易斯所说的全部劳动力。真问题就是“掐草尖”，只把农村年轻劳动力作为草尖掐走，草根劳动力承担了草尖的转移成本。
这些事情说清楚了，就知道中国为什么和拉美不一样，当领导人要把我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搬到非洲，搬到拉美去时，他们能搬吗？搬不了，非洲每个劳动力的表面价格低，实际价格高得多。不是非洲人懒，是你没有做结构性的劳动力国别比较研究。
如果要是城市化率真的超过50%，中国危矣。
现在只是统计上城市化达到56%。
中国的真实经验无外乎就是我们面对生产过剩采取了对内进行大规模战略性投资，与此同时，对内投资客观上起到一个作用。讲到中国是无限责任政府的时候请你们注意，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在制造三大差别之后能够再实现三大差别的再平衡。我们已经做了两个，正在做第三个。
当1997年、1998年发生生产过剩，1998年是李岚清副总理给江泽民写信，江泽民批示给朱镕基组织班子抓紧出对策。这个对策其实就是区域差别再平衡。
市场经济20年，西部落后了，东北落后了，中部也落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