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来说，知识分子应该怎样安身立命？应该有怎样的价值取向？几千年的历史早已给出了答案。范仲淹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就没有把“独立批评”当成首要原则。每当说起这个话题，我就会想起文天祥。文天祥被捕后关押在北京。元朝政府不断派人说降，都没有效果。元朝后来派南宋投降的末代小皇帝来劝降。小皇帝说：丞相，我都降了，你还坚持什么？文天祥一言不发，直到小皇帝无趣地离开。文天祥最终慷慨赴死。人们的确会问：文天祥在坚持什么？“留取丹心照汗青”意味着文天祥在坚持他心中的价值观。《礼记·曲礼下》写道：“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士死制”是捍卫价值观的写照。这里的“制”，郑玄认为是“教令”，冯友兰认为是“道”，通俗地说，可以认为是中华礼仪制度，是一种价值观体系，文天祥要用生命来捍卫。

此外，北宋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明朝顾宪成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等，都体现出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树立、捍卫价值观的使命，而非简单的“独立批评”。

古往今来，古今中外，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职责是树立并捍卫社会核心价值观，而不是所谓独立批评。将独立批评视为知识分子的最高原则，是社会不健康的产物。然而，捍卫价值观与批评并不截然对立，换句话说，为了捍卫价值观，有时就必须有批评。

但是，主次关系是明确的：批评是为了捍卫，而非为了批评而批评。今天我们看到，将“独立批评”的纯批评当成首要原则，是一些中国人没有从理论上弄清西方“独立批评”缘由的结果，盲目接受了西方这一不成熟的价值原则，在操作层面常常成为捍卫西方价值观、否定中国价值观的工具。这才是今天“方方现象”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