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英镑的最终衰落还具有两个重要的现实背景：一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巨大创伤；二是面对美国的强力打压，甚至二战中和战后初期为了接受美国援助尤其是“马歇尔计划”而不得不放弃唯一可以维系英镑地位的“帝国特惠制”。

这些都说明，从一种货币转换到另一种货币，潜在成本是非常高的，其过程是格外漫长的。考虑到这一点，鉴于美国霸权与英国霸权的性质不同，而且美元体系与金本位制度下英镑的运行机制存在着更大的差异，美元的衰落过程绝不会短于英镑的衰落过程。

而且，考虑到英国在衰落后很长时期里英镑国际地位长久续存的经验，今后美国通过与其他国家谈判、沟通以维持美元作为协商货币地位的立场，很可能会强化，并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选择。与英镑相比，美元作为协商货币的不利之处在于，美国没有可以通过安全、政治手段牢固控制的殖民地体系，如今美元体系内的国家拥有更多的政治权力去做出自主选择。

为此，美国必须制造出诱人的环境或条件，引诱或胁迫其他国家响应美国的号召，做出支持美元的承诺与行动，同时对任何影响美元地位的国际政治经济动向都充满警惕。美国不仅在欧元诞生前后如此，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以及扩大人民币贸易计价、结算和有关双边货币互换等措施的警惕，更是如此。

因此，为了应对中国的这些“挑战”，美国依据“冷战”经验，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中国确定为西方世界的敌人，渲染、挑动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因此，“新冷战”对美国的意义重大，事关美国整体的国家战略，包括美元体系的未来。可以说，这是美国搞“新冷战”的重要的金融背景—美元作为协商货币地位的提升，要求它制造出西方社会“共同的敌人”，进而更加注重制造和强化与盟国之间的政治共识。新一届美国政府无论谁做总统，一定会在这个方面做足功课，但若拜登当选，将会更加不遗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