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像曾经韩日港台创造出来的东亚奇迹一样，服务业对低端制造业的替代彻底让一线城市以及沿海省份跨越了中产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地区。

在中国经济成功转型的同时；

2011年大宗商品落潮，巴西在2013-2017年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仅为负0.5%。2017年俄罗斯居民的收入水平甚至还低于2010年。

印度虽然在莫迪上台后保持了高速的增长，但基本也是因为印度本身不具备巴西或俄罗斯在大宗商品上的家底，而放开自己廉价生产力造成的增长而已。

高盛的经济学家奥尼尔可能不会想到；

当年他提出来的金砖四国的概念，只有中国是金，其他都是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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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平衡发展

关于中国崛起的讨论，有两个不能回避的热点问题；

一是贫富差异问题；二是腐败问题。

首先关于贫富差异；任何一个社会高速增长的阶段都是贫富差异迅速扩大和各种社会问题滋生的时候。

比如工业革命也造成了相关的社会问题，看一看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双城记》，巴尔扎克的《高老头》，雨果的《悲惨世界》就知道当时的西方世界有多少不公和罪恶，就连现今大家都公认是高福利的北欧，也有像《卖火柴的小女孩》这样的童话。

不仅当时西方国家的贫富悬殊要比先进中国严重很多，而且可以轻而易举得“消化”各种社会矛盾；

以英国为例，它可以把罪犯“出口”到澳洲，把无业者“出口“到非洲，把”异教徒“出口到美洲。

而当今的中国只能在自己的疆域内“消化“所有现代化进程中带来的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