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任日本政府官员的大野键一黑田东彦回忆，《广场协议》签订后，为了防止出口减少导致的经济下滑，日本开始减税1万亿日元，同时追加5万亿日元的公共事业投资，还补增了2万亿日元财政开支（日版8万亿刺激措施）。

从1986年1月起，日本银行又连续5次降低利率，将中央银行贴现率从5%降到1987年的2.5%，不仅为日本历史之最低，也为当时世界主要国家之最低，释放出了大量的资金。

到了1987年秋，世界经济出现了明显的繁荣景象，有了通胀隐忧，美国马上提高了利率，美元进入了加息周期。美元进入加息周期，其它自由市场国家如果不跟进，这对资本来说，将意味着有巨大的套利空间，可导致没有跟进国家的资本外流，导致这些国家经济萧条，其威力不是一般的大。

当年，那些拥有Old money，了解美国玩法的英、法、联邦德国等经济体，看到美国加息，马上就进行了跟进。

然而，日本面对战后的经济腾飞，想得比那些拥有Old money的国家更多一些，日本觉得应该借势，在经济快速增长的风口上搞经济结构调整，走出一条自己的特色道路，将日本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变为内需型经济。

面对这样的“好机会”，当时的日本经济官员坚持认为，要想扩大内需，其关键就在于以低利率来刺激国内的投资和消费、以此来减少储蓄。后面的结果大家是知道的，大量的资金并没有进入兑现缓慢的实体经济，而是进入了马上可以兑现的楼市、股市。日经指数从1986 年1月的约13000点上涨到1989 年末的约39000点，上涨了大约3 倍，同期日本的地价也上涨了约3 倍（确定才3倍？简直是呵呵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