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0年人口红利消失之后，中国做了三个层面的转变：

第一：全生产要素的提升。

中国通过大规模的基建，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赶上了移动互联网的高速车道，提高了信息传递的效率，并通过全球最庞大的大学生群体，充分享受了工程师红利。

中国没有出现曾经美国高新技术高速发展时制造业被抛弃的难题。

因为比我们单位时间工资低的东南亚和拉美，除了工资比我们低，运输成本比我们高，信息流通成本比我们高，工人没有我们训练有素，实际研发成本也比我们高，中国的工厂没有被搬走，而是升级了。

第二：由外向型经济转向内需型经济。

得益于中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产业改革；

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从2006年的64%下降到2018年的33%。

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从2007年的40%爬升到2017年的70%。

稳定的内需让中国能更少受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

也避免了韩日在经济增速换挡后，由于贸易战和亚太金融危机等外来横祸造成的硬着陆的可能性。

第三：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逐渐变大。

2012年-2018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从20万亿增加到46万亿。

服务业的快速增长大大提高了居民的平均工资，推动了城镇化的进程，解决了制造业分流出来的就业；并支撑制造业迈向价值链的高端。

且像曾经韩日港台创造出来的东亚奇迹一样，服务业对低端制造业的替代彻底让一线城市以及沿海省份跨越了中产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地区。

在中国经济成功转型的同时；

2011年大宗商品落潮，巴西在2013-2017年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仅为负0.5%。2017年俄罗斯居民的收入水平甚至还低于2010年。

印度虽然在莫迪上台后保持了高速的增长，但基本也是因为印度本身不具备巴西或俄罗斯在大宗商品上的家底，而放开自己廉价生产力造成的增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