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美国国内社会结构及其变化来看，“冷战”时期美国经济虽处于相对下降的过程中，但社会结构相对稳定，中产阶级队伍比较庞大。但目前则不然，正如《剧变》作者戴蒙德所言，美国社会贫富分化导致的政治极化现象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这个社会现实对美国政治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中国问题”已经成为美国两党，继而成为全民高度一致的国家安全问题。

在当今国际社会，作为世界上仍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国，同苏联相比，中国既无政治性的集团力量，也不存在坚定的盟友，更不存在可以用软、硬实力实现控制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如此，与历史上最强大的英语民族国家的霸主美国迎面相撞，绝对没有不小心翼翼的道理。这不是胆怯，而是理性。豪言壮语的确能鼓舞人心，当我们的经济体量位居世界第二时，就应该抱有刻意的谨慎，当我们被这个前所未有的强大的世界霸主锁定为“头号战略对手”时，更应该保持头脑清醒。

有人说，历史上与英语民族国家为敌的国家如西班牙、法国、德意志、俄罗斯和日本等无一不走向失败，这的确是事实，如果我们读过丘吉尔的四卷本《英语民族史》，就更应该对这个史实进行冷静、谨慎的思考。其次，从美国的对外关系来看，当年苏联的解体，令美国措手不及。虽然福山自信地宣称“历史终结”，但美国以往面对一个强大对手而凝神聚力的能量突然消失了，不仅国内政治纷争日益难以弥合，而且原有盟友对它的战略安全需求也突然下降，相互间在各个领域中的竞争关系日益凸显。

所以，美国在战略上需要一个对手，这个对手的存在不仅有助于它弥合国内的社会裂痕和政治分歧，也有助于它组织并领导一个稳定的国际同盟体系，以求遏制对手，迫使其崛起中断，可谓一举多得。美国在“冷战”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但美苏“冷战”是两个几乎毫不相干的经济体之间的远距离的单维度对抗，主要体现在军事领域。而中美博弈则是真正的相互依赖的近距离“搏杀”，其冲突必然是更加全方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