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贪官还把权钱交易伪装成正常的市场交易。比如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行长孙德顺，认为收现金太“低端、粗暴”，于是设立影子公司，安排老部下当代理人。这边孙德顺用公权力为企业批贷款，那头企业以投资名义，将巨资注入孙的实控公司。交易主体本已魅影重重，资金往来又伪装成貌似合法的金融产品、股权投资协议。以钱生钱、获利分红的利益共同体就此形成。

新型腐败不仅手段隐蔽多样，还动辄“与时俱进”，站在新业态的“风口”。

一些贪官把金融手段玩得挺溜，借壳、入干股、买原始股等，靠股权坐拥高收益。比如云南省景洪市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岩温罕，收受矿石商人赠予的“干股”，两年分红124万元；深圳市发改委能源与循环经济处原处长李镭，利用职务便利为医疗公司申请无偿扶持资金，之后购入该公司“原始股”，进行套利。

虚拟货币成了新型腐败渠道，因为加密数字货币不仅值钱，还能在虚拟空间支付流转，纪检监察机关调查取证难度大。比如去年11月落马的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肖毅，罪状之一就是闷声“挖矿”。

网络技术升级也让贪官找到敛财新路径。反腐剧《巡回检察组》中，“网红”检察官熊绍峰开设直播账号，不法商人就通过增加粉丝数、制造点赞量等方式，为账号奉上10万虚拟货币，提现成人民币就是1000多万元。

最高法、最高检联合发布的文件还列举了其他受贿新套路：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收受贿赂，以赌博形式收受贿赂，以特定关系人“挂名”领取薪酬的方式收受贿赂，收受贿赂物品但不办理权属变更，等等。

新型腐败花样百出，终归不离权钱交易本质。

三

如何遏制新型腐败？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程文浩认为，可以通过权力普查掌握公权力的“家底”，凭借法定授权对权力进行正本清源，最终将权力的种类和数量控制在合理必要程度，这是对腐败进行“源头治理”的重要举措。

防止少数领导者大权独揽，及时公开权力行使的规则、过程与结果，发挥社会监督作用也很重要。至于“一家两制”型腐败、借助代理人“曲线救国”等，就得做好利益规避，比如对官员家属子女的职业选择进行明确限制，防止家族式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