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是，十六世纪，西方人均创造的生产力产值自公元一世纪的1500年来首次超越了中国，并彻底拉开差距。按照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根据1990年的美元购买力的计算，公元1年，欧洲的人均GDP为412，中国为450，双方差距在40以内；公元1000年，欧洲的人均GDP为427，中国则仍停留在450，双方差距再次缩小到30以内。

公元1500年，欧洲的人均GDP为771，中国为600，双方差距一下就拉大到170美元以外了。1600年，欧洲为889，中国为600，差距接近300；1700年，欧洲为997， 中国为600，差距接近400。以上数据明显与大多数人的认知撞车了，要知道，明清两朝的经济水平一直傲视群雄，而彼时的欧洲则处于列强不断征伐的混战之中，这般颠覆常识的反超背后到底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人均大法是其一，最关键的原因是十六世纪的欧洲在荷兰与西班牙的带领下，开启了血腥殖民的大航海时代，导致海洋型文明国家的实力增长速度远超陆地型文明国家，而正是这一改变，推动了世界地缘权力结构的中枢从陆权全面向海权转移。

海权压过陆权的首要条件当然是交通环境，麦哲伦环球大航行之后，全球经济活动逐渐朝一体化的方向发展，陆地有各种地形的限制，且在现代化交通工具出现之前存在着运输时间长、运输成本高、运输风险大、运输效率低、运输承重量小的缺陷，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交流都非常困难，更不用说跨洲际的贸易交流了。

1825年，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在英国达林顿建成，但陆权并没有因此而重新回归地缘权力结构的中枢，毕竟依托铁路扩张势力范围，需要夺取铁路沿线地区的控制权，这显然不太现实。

更何况，当时的技术仍无法解决地形限制和运输成本相对比海运高的问题！但首要条件只是表象，核心条件才是根本，那什么是核心条件呢？对扩张的不同定义。海权国家对扩张的定义是掠夺，陆权国家对扩张的定义是统治，而在血腥殖民的时代大背景下，统治模式对国家实力的贡献远不如掠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