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讲法带来的后续具体安排的变化都在其次，重要的是，双方若想把好事做好，会有默契先把一些相对简单的事情谈妥，较快进入状态、塑造氛围，且一些原本很难的事，会伴随一些相对简单的事谈妥，处理难度逐步降低。对可以达成一致的事避而不谈或极尽拖延，其心必不可靠。

二是充分总结香港回归和治理的经验。香港回归时有当时的实际情况，台湾“回家”时则有现在的情况。花几十年把“孩子”接回家，大可不必再花几十年去“哄”。事实证明：稳定不是“哄”出来的，而是通过《国安法》管出来的，毛病则是“惯”出来的。

哪怕是所谓“台军”和台湾所谓的“政府要员”，中国大陆都可以给他们找到合适的去处，做好“一国两制”我们是认真的。但台湾与外国资本和政治势力深度勾连的部分党派、传媒、宗教团体、法律界势力、非政府组织，如果还想存在，必须接受改造和管制，而且这件事宜在统一之前就谈清楚、做起来。这不是针对台湾老百姓，台湾老百姓如果受到难为、胸有郁愤，可以去说，中国共产党是台湾老百姓的靠山，会为他们做主。

我们针对的是外国敌对势力勾结岛内独派作祟，把台湾民众当枪使，祸害台湾。拥有3.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2300万人口的台湾，如果乱起来，和香港这样的小城市不一样。保证稳定需要机制支撑，台湾回归祖国前后，有关基层组织建设、党员发展、敌对外国机构的清理就宜出方案，中国大陆亦可光明正大的在台湾建设组织、发展同志，成规模和建制的向台湾输送人，允许台湾百姓更方便的来大陆，鼓励这“几杯水”融入中国大陆的“社会大海”，这项工作建议往前放。

三是围绕台湾问题留给美国最后一次展示“诚意”的机会。美西方以及日本，在台湾政治生态及社会拥有的影响力，不是凭空而来，而有一些很具体的机制、利益在做支撑。大势是清楚的，台湾必须回到祖国怀抱，不惜一切代价不光指不惜我们的代价，我们更不惜敌人的代价。

建议中国大陆考虑，是否可以转变一下工作思路，不再以通过保护美西方、日本在台利益为筹码换取它们对我收回台湾的支持，而把这些利益作为压迫有关方不能搞事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