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背景与中国类似的日本、韩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常作为讨论中国经济增长路径的前车之鉴。从人均GDP看，疫情前的2019年，中国的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达到10276美元。如果不考虑购买力平价的变化，仅从美元绝对额来看，2019年中国的这一水平与日本1983年和韩国1994年的水平相若。此前，日本经济曾经历了上世纪60~70年代9%的高速增长，在1973年石油危机冲击下开始下行，1983年已经下行到4%左右的中速平台。以1986年《广场协议》为标志，日美经贸摩擦加剧，预示着日本工业产能扩张已到极限，并因此开启了向服务业转变的结构调整过程。

然而，这一结构调整过程伴随着泡沫经济的生成与破灭，经济增长再次下了一个台阶。韩国也有类似的经验，在上世纪70~90年代初，经济增长一直维持着8%左右的高速度，被称为“汉江奇迹”。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宣告韩国工业产能扩张已到极限，产业结构随之开始向服务业方向急剧调整。随着劳动力生产率较高的生产性服务业逐渐成为结构转变的重心，韩国经济增长也下移到5%左右的中速增长平台。

在迈向高收入社会的入口处，日韩经验发人深省。它们虽然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但经济增长的跌宕仍令人唏嘘，深刻诠释了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艰难性。反观中国，在疫情冲击下，经济已下行到两年平均为5.1%的中速增长状况。人们有理由担心，这一中速增长状态能否维持？中国经济是否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然而，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日韩经验并不适用于中国。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 1983年的日本和1994年的韩国，城市化率已达到发达国家75%左右的平均水平，而人均GDP与此相当的2019年的中国该指标仅为61%，其中还有近20%是半城市化的农民工。逻辑上，只要城市化未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表明该进程仍在继续，经济增长的潜力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