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人民群众对于领导干部的终身制并不满意。终身制导致许多有才能的干部一直得不到该有的上升机会，从而使得工作积极性下降，最终影响到的还是人民群众的利益。邓小平在1980年与外国记者会谈时就明确指出，人们“对搞终身制的领导人已经厌烦了”“没有哪一本书写着应该由老年人统治，和领导人应该成为终身的领导人”。

因此，领导干部的终身制是不利于党和国家的长远利益的，中国封建社会已经给予过我们教训，终身制不利于政权的平稳过渡，甚至有引发政治事变的风险。以史为鉴，我党要始终保有先进性，那么就需要有一个先进的制度作为保障。

处于以上的深入考虑，邓小平决心将这个问题彻底解决掉。其实，我国自成立后进行过数十次政府机构改革，但这些改革总是陷入“精简”和“再次膨胀”的循环之中，没有发挥多么大的实际作用。如果想要推进改革，将会面临不小的阻力，邓小平对于这些困难心知肚明，他也明白改革必定会“得罪人”，但是对于党和国家的发展而言，这个老大难的问题绝不可以放过，因此他的态度非常坚定：老干部应当将位置让出来，把它留给更有才能、更有精力的中青年干部。

邓小平既有改革的魄力，也具备充分的智慧。他在解决问题时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以多样化的方法推进老干部退休的落实。一部分老干部不愿退休是因为想要继续在岗位上发挥余热，为国家服务到最后，邓小平明白他们的出发点很好，因此使用了温和的劝说方式，让他们明白年龄到了之后退休也是为国家做贡献的途径。

还有一些老干部则是担心自己和子女在退休后的待遇问题，邓小平也予以安抚，表示干部退休福利制度会不断完善。有一部分老干部经过劝说还是存在一些抵触情绪，因为他们中有些在文革中被打倒，没能在青壮年时期发光发热，很希望能在复出后有所作为。邓小平对于这种情况也有应对之策，他决定设立一个中央顾问委员会。德高望重的老干部们从原先的岗位上退下来之后，可以进入中央顾问委员会，这些老同志们经验丰富，也很有能力，能够在新的位置上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作用。

退休制度的建立还需要周密、系统的规定，包括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轮换制度，还有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职务的任期、离休、退休情况制定明确的标准等。1982年12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通过，这正是国家机关干部系统彻底地向干部任期制转变的一个标志。国务院原本有13位副总理，改革后减为2位，工作部门也从100个减为61个，原本部门之间没有划分清楚职责导致多头管理的现象得到了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