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间的分歧很大，但是我们的共同利益更大。我们的任务是求同存异，不加剧分歧。中国领导人希望缓和由于与苏联决裂而出现的四面受敌的状况。我们认为结束中国政府的“愤怒的孤立”是必要的，我们也看到了用三角外交帮助遏制苏联的机会。和解的共同愿望虽然有了，但是还得要用一个公报明确我们的关系，还得要解决许多技术性问题。

在我们的谈判中，我认识到对周恩来来说要突然放弃他的决定于他的意识形态的外交立场，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但我知道他是把国家利益置于意识形态之上的现实主义者，因为正如他对基辛格所说：“舵手在掌舵时一定要利用潮流。”

当我们讨论到美国在日本和太平洋驻军的问题时，我知道这个问题特别敏感。我注意到，中国人要求美国从日本撤军并废除美日共同防御条约。于是，我指出，我们的政策是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的，尽管它同中国的意识形态原则相抵触。我说：“美国可以撤出日本水域，但是别人仍将在那里捕鱼。”我指的是苏联人。我补充说，那时日本不是与克里姆林宫和解，就是重新武装，二者必居其一。

我知道，周恩来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大概会同意我的分析，但是，作为一个理想家，他决不会直言不讳地表示同意。果然，他以他特有的微妙方式作出了反应。他沉默了片刻，然后，不加任何评论便改变了话题。但是在场的人谁也不会弄错，他的沉默只可能意味着同意。

我与周恩来除了一起吃饭、参加宴会和其他公开活动以外，正式进行单独会谈也有15个小时以上。我留下了4点不可磨灭的印象：他有旺盛的精力、周密的准备、高明的谈判技巧和遇事不慌的镇定态度。

他的精力充沛得惊人。在我们的一些时间比较长的会谈中，我注意到，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听着译员低声翻译的单调的声音，双方一些年纪比较轻的人露出了倦意，但是73岁的周却始终头脑敏锐，精神抖擞，聚精会神。他从不离题，从不讲废话，也从不要求休息。如果我们对公报措辞有一个分歧在下午会议上没有解决得了，他并不把问题留给助手，而是在当天余下的时间亲自与基辛格会谈来解决。次日上午他看上去就像在乡间度过了一个宁静的周末刚回来一样精神。他日理万机，工作越繁重，精力越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