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董卓的幕僚，献帝的侍中，曹操袁绍的师友，汝南袁氏的姻亲，蔡邕应该知道相当多隐秘的汉末宫廷与党人内幕，但是很可惜，这些事情王允恰恰不能让它留传后世，也许，这位表面大义凛然，实际精致利己的政治投机分子，暗地里做了好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所以害怕被蔡邕如实记录在史书上。

蔡邕这么一死，他所正在撰写的史书当然也就半途而废了，而后来的李傕郭汜之乱，又让他没写完的那部分史书也损失殆尽（注1），等到几百年后范晔和陈寿再来写《后汉书》与《三国志》，其中也不知要漏掉多少珍贵的史料。最明显的例子是，从一些蛛丝马迹来看（详见王粲《汉末英雄记》），袁绍与曹操，刘备与曹操，在早年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但史书对此提及甚少，这就让他们之间的分和、纷争与反目成仇，全都变得迷雾重重，乃至扑朔迷离，我们很难理解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与爱恨情仇，一切只能脑补与存疑。

第三个我们要怪的人，你绝对想不到，那就是诸葛亮。

按理说，《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乃蜀汉后期的著名学者，他来写《三国志》有着天然优势，但他也有些解决不了的问题，为三国史的研究增添了诸多难度。

第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是，蜀汉“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诸葛亮虽达于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周焉”（《三国志·后主传》），也就是说，蜀汉并未设置专职史官，故对蜀汉政府的很多“行事”与“灾异”的记载有所欠缺（注2），陈寿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之奈何？

第二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是立场问题。

与其他史书不同，陈寿的《三国志》基本上是一部当代史。当代史的优点是，很多历史当事人都还在，可以直接向他们采访，但缺点是，需要忌讳的东西太多了。晋是魏“禅让”来的，所以曹氏的污点陈寿需要回护的较少（注3），但与司马氏相关的问题就不好办了，更难办的是，魏晋易代基本是和平演变，只有淮南三叛清除了一些地方势力，中央的曹魏大臣们很多只是改换门庭，换身衣服就成了晋朝的开国功臣，对于这些人及他们的父辈应如何书写，其间的政治尺度要如何把握，这对于陈寿这样一个从蜀地来的降臣来说实在是个大难题。面对“旧君故国之思”与新朝无上权威（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陈寿要如何评断，要如何取舍，要如何选择，这不仅是学术问题，也是面子问题，还是仕途、性命攸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