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陈寿自有他的写作技巧，正如北魏政治家、史学家崔浩所言，《三国志》“微而显，婉而成章”（《魏书·毛修之传》），很多意思要从字面底下看出来，他不直说，但其实什么都说了。

所以，读三国似乎来很简单，但真要读懂读透那实在太难了，这需要很强的史学根基与文学功底，但凡你的“阅读理解”水平不够，或对时代背景掌握不扎实，就很容易误会陈寿的真意。所以，后人都不爱读《三国志》而宁愿读《三国演义》，反而当时人对陈寿评价极高，如《华阳国志·陈寿传》就言其“品藻典雅，中书监荀勖、令张华深爱之，以班固、史迁不足方也。”荀勖、张华乃是西晋的文学政治领袖，他们以及他们的父辈正是陈寿所书写的主角，就连他们都觉得好，可见陈寿的春秋笔法实在精当，说班固司马迁都比不上，那是夸狠了，但“班史以来无及寿者”（崔浩语），应该还算惬当。所以魏晋士人很喜欢写史，但有一些作者，在看到陈寿的《三国志》后，自愧弗如，竟主动放弃了类似的写作计划。如与潘岳有双壁之称的夏侯渊曾孙夏侯湛，便因“见寿所作”，而销毁了他正在撰写的《魏书》；而从吴国来的陆逊之孙陆机，本来正在酝酿《吴书》，也被打乱了节奏，最终没能写完。

总之，陈寿的《三国志》那是写的极好的，但“隐讳而不失实录”（尤学工《“良史”与中国古代史学话语体系》），很多事情都写在文字底下，非文史功底极牛且非常了解内情者难以读懂其中真意，这就导致整个三国时代变成了一个迷雾重重的幽暗洞穴，越靠近里面（离陈寿时代越近）越看不清楚（陈寿要顾忌的人事就越多），所以我称这个时代是“隐秘的三国”，前半段由于董卓和王允，搞得丢失了东汉末年很多朝廷史料，后半段由于客观原因，陈寿写史“事多审正……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这书是实在不好读啊。

好在，到了南朝，刘宋出了一个考据狂裴松之，受诏补注《三国志》，竟一口气收集了三国时期的原始材料达一两百种，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数约超过原文的三倍（注4）。这下三国总好读了吧，但事实并非如此，裴松之将事情搞得更加复杂了。因为裴松之引的这些杂史、别传、家传、类书、方志很多都带有极强的个人主观偏向与地方本位思想（注5），不同的资料的史料价值与可信程度都不同，有的甚至互相歧义各说一套（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每条都需要读者认真辨析取信，故唐代史家刘知几批其“繁芜”，更言其如“蜜蜂兼采，甘苦不分”（《史通·内篇·补注第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