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 Л.伊兹拉埃良是这样写的：“4月中旬，布什抵达日内瓦。他在裁军会议上的发言安排在4月18日，而会议之前，布什的好友萨德-鲁金·阿迦·汗将电话打到我的房间。”、“萨德-鲁金·阿迦·汗‘神秘兮兮地’告诉我，‘17日晚’，‘我们的共同朋友’，即布什，想与我在他那里见面。”、“开始是三人在一起谈，后来萨德-鲁金·阿迦·汗离开，只有我和布什两人。他立即将话题转入苏美进行非正式会见的可能性。但作为会谈对象，他只点了一个人——苏联未来领袖——的名字。‘你们下一个领袖将是戈尔巴乔夫’，布什十分有把握地说。”

伊兹拉埃良特别强调，如果菲尔德斯只将戈尔巴乔夫称为契尔年科可能的继承人，则布什在谈及这一问题时显得十分有把握。如我们以后所看到的那样，党的高层围绕契尔年科接班人的斗争一直在进行，直到他去世。布什十分有把握的根据是什么？难道这一问题由华盛顿解决？伊兹拉埃良答应布什将他的建议“报告给莫斯科”，但他又不敢以书面形式报告如此重要的情报，于是他亲自回到莫斯科。当然，他没有急于到老广场见戈尔巴乔夫，而是直奔斯摩棱斯克广场见葛罗米柯。

伊兹拉埃良回忆说：“大约4月24日，在莫斯科与部长第一次会见时，向他报告了布什的提议。葛罗米柯认真地倾听汇报，没有打断汇报，也没有提任何一个问题。而当我结束汇报之后，出现了令人难堪的沉默。部长的视线离开我，看着某个地方并紧张地思索着，之后转向我说：‘嗯，关于裁军会议的情况如何？’我明白了，这次谈话已经结束。”

1991年，伊兹拉埃良第一次将这一段历史写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根据他的讲述，在出版回忆录之前，他将此事告知布什，并得到了他的同意。伊兹拉埃良回忆录的发表，立即引起了关注。一些文章的作者利用他公布的材料，不仅指责戈尔巴乔夫拿了美国人的钱，还与中央情报局合作；而另一些人从这一材料中，看到了下述证据：是“美国人任命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的。

1999年布什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其中包括《与维克多·伊兹拉埃良大使座谈备忘录》。但在该文件中，他甚至完全没有提及想秘密会见戈尔巴乔夫一事。难道伊兹拉埃良杜撰了1984年与布什的谈话？

1984年春，他寄给苏联外交部副部长Г.科尔尼延科的非正式信件，回答了这一问题。在该信中，伊兹拉埃良让他知道了自己与美国副总统的会见并报告说：“在座谈中，布什多次重复地、死乞白赖地让人接受的思想是，举行非正式、几乎是秘密的，与和他同一级别的一位苏联领导人的会见（即苏联的第二把手，明显暗示是戈尔巴乔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