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国博弈的战略需要角度来说，我们需要这些互联网企业合理的扩展、有序的扩展和健康的扩展，来保持这种竞争优势。此外，全球数字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创新周期，面临着三个问题。

第一是策源，谁是数字经济的策源地。第二是融合，过去更多是靠数字产业的发展驱动经济发展，接下来将更多是数字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数字与产业、城市、社会如何深度融合的问题。

第三是开放，我们如何构建一个商业的、能够在全球领域驾驭数字经济的生态，这比技术话语权要更加具有竞争力。数字经济的下半场更多围绕数实融合进行深度发展，因而数实融合是未来最大的机会。回顾我们互联网以来的数字经济发展历程，我们也能看到数字经济在中国的迭代，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十几年前有人说上海是互联网的沙漠，但现在可以见其发展之迅速。因此，笔者认为深圳在未来有更大的机会，与上海和杭州不一样，深圳有强大的制造业产业基础，因而产业的机会更多地在深圳。

当然，同时还有可能在北京，毕竟北京有大量的央企，这些央企都是产业航母，数字经济的平台企业能够通过国有企业的融合发展找到机会。前文所述都是软件方面，其实在硬件方面也一样。过去发展较快的地区肯定是北京和上海，但发展至今，深圳也追赶上来了。

目前“卡脖子”技术主要发生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的产业。在产业链供应链的通用零部件领域，如欧菲光、立讯等，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我们缺乏高通芯片、Google安卓系统等核心部件和系统。在硬件领域，过去我们最大的机会是来自于手机所形成的产业体系，不断通过技术和产品迭代驱动。

未来，智能网联汽车等将是数字经济硬件最大机会，汽车将成为超级智能终端带动产业和经济的变革，并将影响和重新定义全球产业竞争的格局。以一城看一国，大国要有大城。我也是从这角度说大城才是一国的龙兴之地，用城市定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