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切，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坚持人民生命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有党的统一领导和集中协调，这是我们相比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优势。现在我们之所以调整政策，一则是因为病毒的毒性下降了，具备了调整的基本条件；二则是因为经济发展决定了原来的防控模式已不可持续，必须择机调整。

关于奥密克戎的毒性，美国和中国都有相关研究。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病毒学家刘善虑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他所在的团队最新研究结果显示，奥密克戎最新的变种在与人体细胞融合性方面的能力有所增强，这意味着其传染性增强，但目前并没有迹象表明这些变种毒性有增强。

武汉大学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蓝柯则表示，他所带领的研究团队在病毒体外感染实验中发现，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人肺细胞的能力显著低于原始毒株，在细胞内的复制效率比原始株要低10倍以上。在小鼠模型上，他们团队最新的研究发现，原来感染25~50个剂量单位的原始毒株就能使得小鼠死亡，最新的奥密克戎毒株需要2000个以上剂量单位感染才能导致小鼠死亡，奥密克戎的致病力比2020年初的原始毒株下降至少40倍。与此同时，小鼠在感染奥密克戎后的肺部病毒含量比感染原始毒株低至少100倍。奥密克戎的传染性增强了，感染人数也增加了，但全球范围内的死亡病例都在大幅减少，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下降幅度超过90%。

过去一年来的数据对比、科学研究和防控实践表明，我们如果要继续像过去防新冠病毒那样防奥密克戎，就得长时间静默，这样会严重影响社会经济活动。如此，疫情虽然能暂时防住，但经济却稳不住，发展也不安全，这说明我们的防控手段至少不能在保证经济和发展安全的情况下继续实现“清零”，这是政策调整的根本原因。

一方面是毒性大幅降低对老百姓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总体不再构成大的威胁，另一方面是防控的成本和代价又太大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陆续推出了《二十条》和《新十条》，这是在综合考虑形势和总览全局的背景下做出的重大决策。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工作重心当然就从过去以防控感染为主转向了保健康、防重症，确保防控措施调整转段平稳有序，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理解了这些，也就理解了《二十条》和《新十条》。我们的政策根据外部环境随时做调整，这确保了我们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可持续性以及两者辩证统一的关系。

在今年下半年随着奥密克戎的传染性不断增强的背景下，我们从过去通过“清零”随时歼灭疫情，到现在《二十条》和《新十条》讲求科学精准，这是与时俱进的调整，是根据病毒特点、国内外形势和风险等充分研判分析后的结果。

可能有人说，那我们为啥还缩短境外入境人员的隔离时间？原因很简单，在全世界都全部不再管控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依然坚持14+7的入境政策，这意味着我们主动减少了与世界各国的经贸投资往来碍，必然会导致我国与其他国家的投资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长期遇阻，这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主动“脱钩”行为。在美国想尽一切办法对我国实施“脱钩断链”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帮其得逞，那会严重影响我们的发展和复兴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