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们不结盟，更不轻易和西方国家硬碰硬，也许这种选择看似不爷们，但却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并为我们争取了宝贵的发展时间。

只是，再多的忍，也不可能躲过最后的将帅见面。说白了，我们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大国，天生就是美国的威胁，必然要和美国斗得你死我活，根本不存在韬光养晦的可能性。所以，争取宝贵的发展时间不是为了逃避，而是为了缩小差距甚至“后来居上”，为最后的决战最大限度地增加胜利的可能。

而除了一定限度的“妥协”，我们也在时刻与美国近身肉搏，让美国在面对我们时不得不“投龙忌器”。

静夜史认为，这是我们相比于苏联最高明的一招，也是反制美国的可怕利器。相比于当年赫鲁晓夫和尼克松争论各自制度孰优孰劣的“厨房辩论”，我们在建国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曾经经历了数次转向，并最终具备了今日的力量。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由于美国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司徒雷登等美国政客与我们的接触先后失败，新中国最终确定了“一边倒”的战略选择，即加入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

对于当时的我们而言，意识形态的高度共鸣是中苏结盟的直接因素。而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则因美国侵入台海，野蛮干涉我们内政而最终彻底断送了中美友好的可能，并强化了中苏结盟的稳固性。

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上的神勇表现，国际社会大为震惊，苏联更是对新中国刮目相看，从此开始了规模庞大的对华援助。

靠着苏联的大规模援助，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建立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为后面的厚积薄发打下了坚实基础。

50年代后期，中苏两国逐渐貌合神离，并最终在1959年6月彻底反目。中苏交恶后，被美苏轮番围堵的我们，国际环境空间险恶。然而也正是因为中苏交恶，让美国等西方国家看到了我们掣肘苏联的可能，再加上深陷越南战争前的美国想要从越南抽身，也急需新中国的同意，于是从1969年中苏珍宝岛冲突爆发以后，中美关系开始逐渐解冻，并最终在1972年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对于美国而言，因为得到了我们的帮助，它们在对抗社会主义阵营时如虎添翼。尤其是1979年2月爆发的对越自卫反击战，虽然打在越南身上，但却让苏联疯狂掉血，加速了苏联的最终崩溃。

而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对越自卫反击战在狠抽苏联的同时，也具备了向西方纳“投名状”的作用，从此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推进，我们也开始逐渐放弃无产阶级革命输出的做法，并开始逐步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