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建、房地产、出口是土耳其经济的主要驱动力，货币大量超发是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基础燃料。由于人性本贪婪，房地产的不断繁荣就会推动居民负债率的快速上升，上升到阈值之后，居民就会失去对资产（房产）的购买力和消费能力，所以2017-2018年期间土耳其房地产遇到了危机，这就是债务危机。

房地产遇到危机就会导致政府收入的暴跌，也就没能力继续支撑基建，房地产危机给银行带去大量的坏账导致银行业危机，所以任何一个国家遭遇房地产危机之时都是对本国财政和金融体系的巨大威胁。此时，埃尔多安苏丹（苏丹意为皇上、君主）就面临三个选择，第一种是救韭菜，第二种是救富人，第三种是转变经济模式和政治模式：

第一，主动推动货币加速贬值，然后通过立法推动企业、政府机关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虽然这种收入上涨的速度跟不上通胀。假设里拉对美元汇率贬值为原来的三分之一，债务价值也就贬值为原来的三分之一；如果劳动者的工资上涨一倍，但债务（房贷）的数字是不变的，债务压力就下降为原来的50%，这是给负债人群（穷人）解套的模式。

后来的事实证明，埃苏丹采取的就是这种模式，即使用反常的货币政策（不断降息）推动里拉剧烈贬值。此处还要强调一点，当时很多欧美经济学家不断嘲笑埃苏丹的经济学理论与政策，心里会暗说这家伙就是典型的无脑，同时埃苏丹可能也在心中嘲笑这些经济学家只是一群书呆子，源于所有的经济学都是为社会、为政治服务的，只要将劳动者（穷人）从债务枷锁中解放出来、让社会可以运转下去的经济政策都是“好政策”。到底两者之间谁对谁错，根本没有答案，完全取决于当时的时与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