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总司令，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我从上世纪50年代起，常在他身边做招待服务。60年代，我被领导调到总特灶担任管理工作后，又常常和他的厨师邓林，研究讨论总特灶与首长一家的伙食问题。

在长达十多年的近距离接触中，我心目中的朱德总司令，不仅是一位杰出的革命家、军事家和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意志坚定、处事稳妥、待人厚道的普通老人，一位非常令人尊敬的普通老人。

“立法事大，一要慎重，二要宣传”

1959年，朱总司令当上了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对立法工作非常重视，不仅专门约彭真副委员长交谈有关立法事宜，还邀请有关专家到中南海西楼大厅座谈讨论。一次有两位法学工作者来谈“刑法”问题时，朱德对“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社会经济秩序罪”、“侵犯人身权利罪”，发表了个人看法。

他说：“这三条涉及面广，影响人多，过宽过严，都会伤着不该伤着的人，我想先听听各地的反映和你们有什么好的想法。”

两位拿出材料答道：“不少人大代表建议‘搞刑法草案的人，应先到下边来认真听取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有了第一手感性知识，才能上升到理性，写成条款时，才会比较准确、清楚、具体，下边执行起来也就好办多了。’

也有的提出，‘目前正在讨论、补充或修改的《刑法》条款，都是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章程，也是人民群众在社交活动中的政治需要。因此规定什么是犯罪行为时，必须坚持慎重的方针’，我们也认为《刑法》是一部重要法律，应从当前的具体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在实践中，进行必要的补充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