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请专家到西楼大厅座谈讨论，我负责现场招待服务，听到的又是一些关于犯罪、抓人、量刑的话题，因此印象深刻，至今我还珍藏着一份50年前，那次会上备用的，由人大常委办公厅印制的《刑法》初稿。

痛斥浮夸风和领导干部特殊化

三年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1962年，全国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和部分单位有关负责人，共七千余人在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扩大工作会议。有人风趣地说：“这是解放后，党中央、毛主席第一次邀请全国‘县太爷’进京的议事大会。”中南海怀仁堂地方不大，仅能容纳一千多人，所以只开了四次会议。其中三次是三个省单独召开的县、地、省三级干部会，一次是中央开的全国地、省两级干部会。

大家讲得比较多的：一是浮夸风问题，二是特殊化问题。在小型会议上朱总司令的即席发言，引起了与会者不断的感叹与自责。关于浮夸风，他说：“大家争着放‘高产卫星’一亩地只有三、四百斤或五、六百斤的粮食产量，一下吹到一千多斤，甚至几千斤，连《人民日报》都登出来了，哪个不信！好，你一个县粮食多到无处存放的地步，不缴足农业税行吗？结果大量占用农民口粮，弄得许多人没有饭吃，有的村庄连树皮草根都吃了。

据说还发生过死人的现象。实在瞒不下去了，又要求上面紧急调粮救济。同志，这种愚蠢的做法，不坚决改正，是要祸国殃民的啊！”

对于领导干部的特殊化问题，他以某省一、两个副省级干部为例：“身有微恙，竟要医生、护士24小时为他们值班，每天量三次血压，每天化验大、小便，多名贵的药也敢用。对于饮食的苛求，就更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