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故发生的当天晚上，接到从全国各地打来的45起电话(那时通讯很困难)，这两天，继续接到电话、电报，其中有公安部政治部、北京列车段、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科学院、59170部队、清华大学、光华仪器厂、内燃机厂总厂、福建人民广播电台、湖南湘阴广播站等。

大部分电话询问是否是中央电台播出的？有些人不相信是中央电台错播，他们认为是地方台错转，可能是转播了“敌台”，种种误解让地方台蒙受了冤屈。有的认为是由播音员过于悲痛和疲劳而造成的。更有的认为“这是有坏人破坏”，要求彻底追查。有的省革委会还专门开会做出决议向中央发电，向中央电台提出抗议，要求中央一定要追查清楚，有没有“五一六”分子搞破坏！

外边的流言也很多。在河南“五七干校”劳动锻炼的中央电台的同事来电话，关切地询问：“听说杨正泉已经被捕？”当听到否定的回答后，他们仍不放心，坚持要我亲自接电话，听到我的声音才相信。

毛主席逝世的悲痛，事故发生后内疚和压力，工作的紧张和责任，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中央电台离我的宿舍不到5分钟的路程，已几天没有回家了。我妻子也是中央电台的记者、编辑，她学广播、办广播多年，自然知道广播的重要，更知道这一差错的严重性以及意味着什么；

她生活在中央电台这个环境里，每时每刻听到各种议论，默默地承受着难以承受的压力，又无助无奈，甚至见到我都很困难，她担心、焦虑，只能暗暗地流泪。第二天晚上，妻子送来一饭盒我爱吃的面条，望着我，要我吃下去。

我着急地说：“这是什么时候，还有心思吃饭！”妻子哭了：“我知道你忙，心里不好受，可也不能不吃饭、不睡觉呀！”她打开饭盒，面条上面还有两个荷包蛋！我的眼睛湿润了。

事故发生后，组织上没有对我进行处分，我依然负责毛主席治丧期间中央电台的宣传报道工作。不久，10月6日，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在后来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的时候，我成为“说清楚对象”，除了长期宣传上存在的问题，这一事故是重要原因。当时推断，中央电台是党和国家新闻舆论的要害单位，“四人帮”长期抓住不放，电台一定会有他们的代理人，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