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情，放在一个讲究法治的年代，多少都有点不可思议，反革命案件在当时是刑事案件，且不说，总理是行政首长，不能介入刑事案件，即便按照当时的逻辑这件事真的需要总理处理，周恩来作为当事人的亲哥哥，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直系亲属，是需要回避的。

刑事诉讼意义上的回避，要求与案件有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关系的审判人员，不得参与该案的审判。早在古罗马时代，相信“任何人不得成为自己的法官”的法律人，就将回避法律化条文化。

将回避制度弄得复杂无比的欧美人一再强调，司法人员不但要主持正义，还要通过程序设计，让人们看到正义实现的过程。

他们对司法人员面对亲朋好友，能否保持中立表示怀疑，司法人员是人不是神，是人，就有感情，就有偏私的可能，所以，他们不断深化回避制度，而不像古代中国那样鼓励司法人员勇敢面对，大义灭亲。

及至今日，回避，已是中国法律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该回避不回避的，法律会强制他们回避。

在文革那个疯狂的年代，人们连法律都不要，还要什么回避。时代不要求周恩来回避，时代鼓励他勇敢面对。回避制度缺失的日子里，可能是为了避嫌的周恩来，还将此事报告了上司，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提出两个建议，一是交给红卫兵，一是交给首都卫戍部队，控制起来后再由组织查证，并坦言自己倾向于交给首都卫戍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