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有了徐宗尧的情报，这些隐藏在北平的特务组织才能被基本摧毁。据统计，徐宗尧一共交出25本密码、8部秘密电台和66支手枪。1949年2月，徐宗尧率原保密局特工到北平市公安局二处报到，接受特训教育。王甦在回忆录中这样评价：“解放以后，北京市公安部门能比较顺利地在城内进行反特斗争，其中徐宗尧是有功劳的。”

王甦和徐宗尧的配合，在北平和平解放后告一段落。解放军一进城，“城工部”领导刘仁就找到王甦，要他把徐宗尧的关系全部转给北京市公安局。为此，刘仁还专门给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谭政文写了一封关于徐宗尧情况的信，让王甦交给谭政文。当王甦来到北京市公安局转交文件时，等了很久都没见到公务繁忙的谭政文，后来是谭的秘书会见了王甦，并收取了刘仁的亲笔信。

不过，这封重要的证明文件后来却不慎遗失，以至徐宗尧投诚立功的情况不被了解，还差点被判处死刑。王甦在回忆录中这样记述：“后来我听说，徐宗尧一直在找“王博生”（王甦的化名）代表，但此时由于徐的关系已经转到北京市公安局，我已不便继续插手，因此并未能和他见面。”“但我先后几次，为徐宗尧写了投诚和为我党工作的证明材料。”

1949年后，徐宗尧开始接受学习改造，直到1962年终于回归社会。此后他历任北京市第三至六届政协委员，还在1979年撰写了《组织军统北平站和平起义的前前后后》一书。1990年徐宗尧因病逝世，终年8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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