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和阎老西都想把八路军赶走自己占有之，不过日寇与阎也各有各的小算盘。日寇在1939、1940年之交，重心是往南打，华北留的兵力并不多，只能对晋绥边区进行集中的短促扫荡，而无法长期驻兵、长期进攻，所以，不打则已，一打就想制八路军于死命。一旦打不着，就只能撤走，择机再来。

阎锡山一直把山西省视为禁脔，不容任何人染指。日军侵入山西后他守不住，他可以拱手让出，借口也是冠冕堂皇，连中央军都挡不住，我山西部队自然也打不过。

全面抗战八年阎军只打了几仗发现打不过日军，也就不再汲汲于恢复失地，阎老西窝在晋西南一角苦撑待变。然而一俟八路军在晋西北、晋南建立根据地，阎老西又上了劲，一副宁与日寇、不与共党的奴才相，不惜武力相逼把八路军赶走。

面对这两股势力交相侵逼，守好晋绥着实不易。只派一个旅的正规军肯定应付不了大股敌人，派级别低的将领也没有足够威望聚拢人心，综合各方因素衡量，八路军主力师长级别的人物是最合适人选。

那么不免有人会问，115师能把聂荣臻留在晋察冀当一把手，为什么120师不能把政委关向应留下来坐镇晋绥边区，而继续让贺龙率主力挺进冀中呢？

从资历上看确实有这样的可能性。但当时形势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一来，关向应数年苦战积劳成疾，当时身体很不好，1941年就到延安休养了，1946年病势转重不幸去世（从此事也可看出，长征和抗战对我军高级将领的身体造成的损耗相当大，120、129两大主力师的政委居然病累而死）。关向应的身体状况不足以独力支撑晋绥边区复杂的形势。

二来，晋绥边区与绥远接壤，中央还有另外一层考虑：拉拢傅作义。傅作义从晋系军阀中脱身，独守绥远一省，与日寇苦战经年，又受阎锡山不断排挤，迭受挫折而锐志不退，是一个有骨气、有民族气节的人物。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中央其实一直密切关注着傅作义，希望将其拉到革命一方。

傅作义多年生存于夹缝之中，戒备心警惕性很强。他治理绥远、编练军队，很多思想与中共有共通之处，但自守自立的旧军阀意识还存在着，要做他的工作很难，拉近了不行，推远了也不行，很多事情要处理得很微妙。

贺龙的革命资历极其深厚，而且担任过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论其资历、地位都比关向应只高不低，由他坐镇晋绥，军事、政治、外联，各方面都没话说。

所以，自从1940年左右回师晋绥，这块关键之地，就再也离不开贺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