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这份文件，基本上确定了我们对香港的态度，香港问题复杂，一切缓步前进，看将来之形式发展，再做最后决定。

果然，由于我们对香港采取放缓措施，因此，作为西方列强之一，英国不得不在封锁中国这件事情上采取慎重态度。

而且在1957年毛主席又提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于是又充分地利用了香港的经济地位，在艰难的新中国外交环境之下，避免了新中国与世界的脱轨。

当然，随着国内情况的稳定，尤其是随着两个五年计划的完成，新中国在列强的打压下站稳的脚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又走出了第二步，提出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原则。

在1957年的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上，周恩来同志提出，香港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我们将会允许香港采取与内地不同的政策。

之后党中央又提出了三项原则，即，香港按资本主义办事。香港可作为我国同国外经济联系的基地。我们把香港的企业家当做朋友并与其合作。

这三项原则为解决香港问题定下了基调。

不过，到1974年时，毛主席、周恩来、邓小平和英国前首相西斯进行了关于香港未来的谈判，虽然大家有了共同的意见及和平解决事件，但毛泽东同志也意识到，他们这一代人可能无法解决的。

所以，毛主席对着邓小平说：香港的问题，是年轻一代人的事了。

一般认为，就是在这一刻，毛主席明确地将香港问题，交给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那么邓小平接过了这个问题，他又该如何解决这一历史遗留呢？

邓小平仔细地调研了香港的实际情况，并且结合了毛主席与周恩来等人之前的思想和经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伟大的“一国两制”构想。

当这个思想出台的时候，中英两国都感到了历史性的变化，因为一个国家两个制度很好地总结并且升华了之前的三项原则，此举既可以保证香港的繁荣，同时也确保了中国的领土主权。

当这个构想登场的时候，其实包括英国在内，西方国家都已经意识到：香港问题基本上可以解决了，接下来只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