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李时雨没有顾虑，朱晶华又说：“从现在起，你就说自己是在上学期间，经我介绍加入国民党的，汪精卫眼下急于拉人，壮大势力，没工夫审查。”

可见，为了拉人下水，网罗代表，朱晶华是想尽了办法，李时雨在向党组织汇报这个情况后，得到上级组织的允许，让他以此为机会，搜集汪伪政权的一些情报。

1939年8月底，伪国民党‘六大’在上海极斯菲尔路76号秘密举行，经过三天的讨论，最终确定了“和平反共建国”的卖国投敌纲领。

李时雨全程记下会议的情况，然后回到天津，向上级汇报，李时雨带回来的这份情报，成为党中央获取汪精卫叛变建立汪伪政权的第一手情报。

当年12月，汪精卫主持伪国民党六届一次常委会，决定改组北方党部，李时雨被指定为天津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到上海期间受到汪精卫的接见，汪精卫在与他们握手后，说道：“中国必须与日本携手，才能内则完成中华民国之建设，外则同负保障东亚之责，实现共存共荣。”

经过一段时间以来的筹备，1940年3月30日，南京汪伪政府成立，由于汪精卫之前对李时雨的印象很好，就任命他为立法院的立法委员，党组织也同意他到南京去任职。

李时雨到南京任职后，很快受到汪伪政权的核心人物陈公博的赏识，陈公博曾在广州法政专门学校学习，自诩懂得一点法理，并且担任汪伪中央立法院的院长，但是他对很多法理并不懂，而李时雨可是正儿八经北京法政大学法学院的高材生，帮助陈公博解决了不少难题，但是他却不居功，而是不失时机地吹捧陈公博，很快被陈公博引为亲信。

就这样李时雨能够进入到汪伪高层的谈话，像一个“窃听器”一样，将很多汪伪政权的高层机密带出来。

随着李时雨在汪伪政权中官越做越大，党组织也给予他极大的支持，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社会部部长的许建国兴奋地说：“告诉时雨，让他大胆往上爬！”

为了达到长期隐蔽，防敌生疑，党组织决定派李时雨的妻子孙静云去南京，配合李时雨工作，这样李时雨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党组织提供了很多情报。

很快，李时雨的情报活动就引起了日本宪兵队的注意，在天津地下党组织被破坏，一直负责与李时雨联系的上级也被抓了起来，尽管上级没有供出李时雨，但是日本人还是顺藤摸瓜，通过一些蛛丝马迹的联系，怀疑到李时雨的身上。

因为他们不好贸然抓捕李时雨，就在一天夜里将李时雨的妻子孙静云抓捕，企图从孙静云的口中获取证据，然而孙静云在严刑拷打后，始终没有吐露一个有用的信息，李时雨立刻去找陈公博帮忙捞人，陈公博把李时雨当心腹，怎么允许日本人这样平白无故抓人，在陈公博亲自出面后，日本宪兵队只好放人。

不久，李时雨打入汪伪保安部的要害部门，可以接触到大量情报，为了及时将李时雨所获情报传递出来，组织上决定在南京设立一个情报转运站，增派一名同志组成一个党小组，李时雨担任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