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率队进入上海负责接收工作，并进行大规模“肃奸”活动，以李时雨作为汪伪“红人”的身份，应该是少不了挨搞，但是一来他随着周佛海帮助国民党接收上海有功，另一方面，他有一个叫余祥琴的旧日好友来到上海，他的身份是军统上海沪郊情报站站长，他劝李时雨不要离开上海，而是跟他干。

余祥琴告诉他，自己的情报站过去报了很多吃空饷的名额，随便给你安一个就行，前提是要他拉一些伪警察局的人为他工作，这样余祥琴在军统内也能有点面子。

就这样，李时雨从一个炙手可热的汉奸，在余祥琴的一番操作下，摇身一变成了“党国特遣地下工作者”，从而顺利成为资深军统特工。

有一次余祥琴带李时雨到杜月笙那里去拜访，碰巧戴笠也来了，余祥琴趁机向戴笠介绍李时雨。

戴笠听完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知道你，听余祥琴同志说过，你能干，在东北组织过抗日义勇军，打进南京伪组织后为党国做了不少工作。”

李时雨立刻说道：“那是戴先生领导的好。”

其实李时雨潜伏进汪伪政权时，跟军统八竿子打不着一下，跟戴笠更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他这样说，就是表明自己一直受余祥琴的指派而工作。

戴笠听完很受用，接着说道：“你在陈公博旁边工作，没有被李士群的76号发现，能混下来，就算有办法，不容易呀！”

在余祥琴的推荐下，戴笠亲自任命李时雨为军统上海二站第二组上校组长，继续受余祥琴的领导。

二组是社会组，专门负责上海每日发生的重大事件，李时雨利用职务之便，将获取的情报报告给党组织，使得军统对党组织的一些破坏行动提前暴露，从而使得党组织转危为安。

正在此时，军统军法处处长沈维翰在审查汉奸时获悉，日本宪兵队曾经破获的天津地下党组织与李时雨有牵连，还为此逮捕过他的太太孙静云，他认为日本宪兵队不可能平白无故抓人，于是向戴笠报告，有了文章开篇的一幕。

应该说，在李时雨差点暴露的关键时刻，是戴笠的担保让他捡回一条命，然而不巧的是，戴笠在1946年3月17日乘坐飞机失事，机毁人亡，军统内部相互倾轧变得厉害起来，沈维翰再次把矛头对准李时雨，这一次，他们通过调查发现，李时雨不但跟共产党有关，就是被军统派遣打入汪伪政权也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在预感到处境不妙时，李时雨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准备撤离上海到东北去，然而就在9月17日，李时雨想要乘机离开的前一天，余祥琴忽然打来电话说：“刘方雄副市长请你到市政府调查处去一趟。”

李时雨问余祥琴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余祥琴说：“我也不知道什么事，你去一趟吧。”

李时雨知道事情不妙，但是考虑到自己现在一定被特务们监视起来，如果自己不去则坐实了自己心虚，反而给特务们留下口实，于是李时雨让司机开车送他到市政府，下车前对司机 ：“一个小时后我若出不来，你就回我家，在我家门口等个两三天，凡是常来我家的客人，你都告诉他们，说我被捕了。”

李时雨的预见是很准的，在刚进入上海市政府不久，就被军统特务抓捕了，并开始对他动刑。

动刑后，李时雨破口大骂：“你们算他妈什么东西？八年来你们躲到重庆捞大钱、玩小姐，不打日本鬼子，今天却来迫害我这同敌人艰苦斗争的地下工作人员，真是丧尽天良！”

特务们在使用了手段后，也没有得出想要的话，尽管他们没有实质性的证据，还是在关押了李时雨三个月后，经过法院判决，判处七年零六个月的有期徒刑。

然而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推进，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民众更是反感国民党的特务统治，要求释放政治犯。

李时雨在1949年2月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获得保释，李时雨出狱后，根据张执一的指示，以上海汇中企业公司副总经理的名义继续从事情报工作，李时雨立刻凭借自己的关系，在国民党军警机关中宣传党的政策。

李时雨的活动引起了军统特务头子毛森的注意，于是派遣特务对其进行盯梢，一旦抓到证据立刻对其进行逮捕。

张执一在了解到李时雨的处境后，安排李时雨撤出上海，不久，李时雨与妻子取道香港然后前往已经解放的北平，由此，这位在敌人的心脏战斗了15年的共产党员回到了组织的怀抱，受到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少奇的接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