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死前担保一军统少将,身份曝光后惊呆众人
1945年10月,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率队进入上海负责接收工作,并进行大规模“肃奸”活动,以李时雨作为汪伪“红人”的身份,应该是少不了挨搞,但是一来他随着周佛海帮助国民党接收上海有功,另一方面,他有一个叫余祥琴的旧日好友来到上海,他的身份是军统上海沪郊情报站站长,他劝李时雨不要离开上海,而是跟他干。
余祥琴告诉他,自己的情报站过去报了很多吃空饷的名额,随便给你安一个就行,前提是要他拉一些伪警察局的人为他工作,这样余祥琴在军统内也能有点面子。
就这样,李时雨从一个炙手可热的汉奸,在余祥琴的一番操作下,摇身一变成了“党国特遣地下工作者”,从而顺利成为资深军统特工。
有一次余祥琴带李时雨到杜月笙那里去拜访,碰巧戴笠也来了,余祥琴趁机向戴笠介绍李时雨。
戴笠听完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知道你,听余祥琴同志说过,你能干,在东北组织过抗日义勇军,打进南京伪组织后为党国做了不少工作。”
李时雨立刻说道:“那是戴先生领导的好。”
其实李时雨潜伏进汪伪政权时,跟军统八竿子打不着一下,跟戴笠更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他这样说,就是表明自己一直受余祥琴的指派而工作。
戴笠听完很受用,接着说道:“你在陈公博旁边工作,没有被李士群的76号发现,能混下来,就算有办法,不容易呀!”
在余祥琴的推荐下,戴笠亲自任命李时雨为军统上海二站第二组上校组长,继续受余祥琴的领导。
二组是社会组,专门负责上海每日发生的重大事件,李时雨利用职务之便,将获取的情报报告给党组织,使得军统对党组织的一些破坏行动提前暴露,从而使得党组织转危为安。
正在此时,军统军法处处长沈维翰在审查汉奸时获悉,日本宪兵队曾经破获的天津地下党组织与李时雨有牵连,还为此逮捕过他的太太孙静云,他认为日本宪兵队不可能平白无故抓人,于是向戴笠报告,有了文章开篇的一幕。
应该说,在李时雨差点暴露的关键时刻,是戴笠的担保让他捡回一条命,然而不巧的是,戴笠在1946年3月17日乘坐飞机失事,机毁人亡,军统内部相互倾轧变得厉害起来,沈维翰再次把矛头对准李时雨,这一次,他们通过调查发现,李时雨不但跟共产党有关,就是被军统派遣打入汪伪政权也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在预感到处境不妙时,李时雨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准备撤离上海到东北去,然而就在9月17日,李时雨想要乘机离开的前一天,余祥琴忽然打来电话说:“刘方雄副市长请你到市政府调查处去一趟。”
李时雨问余祥琴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余祥琴说:“我也不知道什么事,你去一趟吧。”
李时雨知道事情不妙,但是考虑到自己现在一定被特务们监视起来,如果自己不去则坐实了自己心虚,反而给特务们留下口实,于是李时雨让司机开车送他到市政府,下车前对司机 :“一个小时后我若出不来,你就回我家,在我家门口等个两三天,凡是常来我家的客人,你都告诉他们,说我被捕了。”
李时雨的预见是很准的,在刚进入上海市政府不久,就被军统特务抓捕了,并开始对他动刑。
动刑后,李时雨破口大骂:“你们算他妈什么东西?八年来你们躲到重庆捞大钱、玩小姐,不打日本鬼子,今天却来迫害我这同敌人艰苦斗争的地下工作人员,真是丧尽天良!”
特务们在使用了手段后,也没有得出想要的话,尽管他们没有实质性的证据,还是在关押了李时雨三个月后,经过法院判决,判处七年零六个月的有期徒刑。
然而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推进,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民众更是反感国民党的特务统治,要求释放政治犯。
李时雨在1949年2月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获得保释,李时雨出狱后,根据张执一的指示,以上海汇中企业公司副总经理的名义继续从事情报工作,李时雨立刻凭借自己的关系,在国民党军警机关中宣传党的政策。
李时雨的活动引起了军统特务头子毛森的注意,于是派遣特务对其进行盯梢,一旦抓到证据立刻对其进行逮捕。
张执一在了解到李时雨的处境后,安排李时雨撤出上海,不久,李时雨与妻子取道香港然后前往已经解放的北平,由此,这位在敌人的心脏战斗了15年的共产党员回到了组织的怀抱,受到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少奇的接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