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殖”框架下，前苏东国家的民主化和国家独立往往高度强调与苏联、俄罗斯之间脱钩的重要性，这也导致如今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历史文化和民族身份领域出现了与北约和俄罗斯在军事领域类似的安全困境。

在一系列历史文化问题上——谁是基辅罗斯的继承者？上世纪30年代苏联大饥荒的性质是什么？班德拉是乌克兰的民族英雄还是法西斯头目？沙俄和苏联是否构成对乌克兰民族的殖民统治？苏联符号的存续在前苏东地区是否合法？——双方的分歧不断政治化、安全化。其代价之一就是极大压缩了前苏东地区新独立的政治实体迈向文化多元的自由主义国家的空间。

在地缘政治选择上，乌克兰内部相当一部分希望避免在欧洲和俄罗斯之间“选边站”，希望保持乌克兰内部文化多元共存状态与对外灵活中立地位的民众的声音，也在2014年“广场革命”之后被更加极端的政治力量所绑架。

俄罗斯世界、苏联遗产与对乌军事行动的性质

伴随着俄罗斯领导人的“通三统”努力，“俄罗斯世界”理念在2010年前后成为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之一。在2014年后俄罗斯领导层进一步推动的“俄罗斯世界”的论述和世界观中，俄罗斯国家保护的对象不仅仅局限在拥有俄罗斯国籍的俄罗斯公民，而越来越多地诉诸一组更加宽泛、带有鲜明文化和文明论性质的概念。

在这样的世界观里，当根据俄罗斯的判断存在对“俄罗斯人”的威胁，且受威胁对象提出要求帮助的请求时，俄罗斯国家便可以在境外（但可能是“俄罗斯世界”内）使用武装力量。这也成为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发动对乌军事行动的道义正名之一，因为乌克兰东部两个俄罗斯族裔为主要居民的“共和国”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向俄罗斯发出了这样的保护请求。

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后，俄罗斯还提出了有可能覆盖整个后苏联空间的一般规则：只有当周边国家践行针对俄罗斯的“友邦关系”政策时，俄罗斯才会承认它们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周边国家必须充分尊重其国内各种意义上的“俄罗斯人”的政治和文化权利，特别是俄罗斯族裔居民、拥有俄罗斯公民身份的居民和讲俄语的居民；周边国家只能参加俄罗斯主导的欧亚一体化，而不能参加除此以外的军事和安全一体化进程，尤其不能参与西方主导的一体化进程。

这些我称为“克里米亚原则”的方针，在这次俄乌冲突中也得以进一步体现和细化。以普京2月21日的长篇演讲和2月24日带有战争动员性质的讲话为例，二者从三个不同层面论述了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的理由。第一，过去三十年北约五次东扩给俄罗斯带来了安全威胁，这种不断积累的威胁已经关乎俄罗斯的生死存亡。

第二，乌克兰政府在克里米亚事件之后的八年里对乌东地区的压迫，限制乃至剥夺了该地区俄罗斯族裔的文化语言权力和选择自己政治命运的权力，甚至达到了“种族清洗”的程度。第三，基辅政权纵容极右翼力量，甚至自身已经蜕变为法西斯政权，因此俄罗斯开展的“特别军事行动”是将乌克兰（人民）从法西斯政权下解放出来的一场“解放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