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三重论述相互关联，但是在不同阶段被以不同方式调用，强度也有所不同。俄罗斯最初更重视第一层次的论述，试图援引《联合国宪章》第7章第51条规定的“自卫权”，为自己在顿巴斯地区开展的军事行动提供国际法依据。

2月底以后，第二、三层次的论述明显逐渐增强，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对法西斯主义的胜利也因此被频繁调用。

2022年3月中旬后，俄罗斯军队使用的符号除了在这次军事行动中被迅速推广的象征胜利的“Z”和“V”字符号之外，还出现了沙俄军队旗号、苏联国旗、卫国战争胜利旗帜和俄罗斯国旗交叉出现的场面；在赫尔松、马里乌波尔等地区，俄军甚至在一些标志性建筑上只升起了苏联的卫国战争旗帜，而没有俄罗斯国旗。

对乌军事行动发生在苏联解体三十周年纪念日之后不久，这似乎是某种预兆：当年苏联解体作为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其实一直没有终结，如今的俄乌冲突可能会以惨烈的方式真正终结这个历史过程。俄罗斯的“帝国反击战”，究竟是将完成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民族国家的重生？

还是将导致俄乌双方进入漫长的“冻结冲突”（frozen conflict），并将乌东两“共和国”过去八年的局面扩大到整个乌克兰东部甚至南部？抑或是像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近期暗示的那样，在俄白联盟的基础上再加上南奥塞梯、阿布哈兹、乌东甚至“新俄罗斯”地区，组成一个新的政治实体？

文明论与国际规则

上述“两个帝国体系间冲突”的性质，撕裂了人们对于俄罗斯对乌军事行动的评判。俄罗斯对北约和美国单极行为的批评——比如在普京2月24日宣布军事行动开始的动员演讲中一一列举的贝尔格莱德（南联盟）、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白色粉末事件等——都具备相当的合法性和普遍的说服力。但当面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违反国际法的批评时，俄罗斯领导人直接援引了科索沃案例，其背后的逻辑只能说是“他们做得的，为什么我做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