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冷战后的美国是国王新装故事中那个自己不穿衣服，还耀武扬威地要别人按他的要求穿衣行事的国王，那俄罗斯就是那个敢于挑破国王裸身现实的小孩，但他反抗的方式是走到国王面前脱下了自己的衣服。对于这种用“愤世嫉俗”来抵抗“伪善”的策略，无论是部分欧美国家试图推销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还是另一些国家坚持的以国际法和联合国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其实都不能有效解开其中的困局。

隐含在“克里米亚原则”内部、在这次对乌军事行动中进一步体现的，则是俄罗斯方面的文明论理念：只有在超越个人甚至民族国家的文明范畴层面，将战争理解为俄罗斯文明（或者斯拉夫-东正教-欧亚文明）对西方文明及其代理人（乌克兰）的生存危机式的自卫反击，才能理解俄罗斯发动的军事行动的性质，其正义性才能得到伸张。

“文明/帝国的概念肩负的使命，是反抗由进步主义、科学主义、全球主义、后现代所构建的那个笼罩一切的无所不包的更大的帝国，即便这个更大的帝国是以捍卫个人和民族国家概念的面貌出现的。”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对乌的军事行动未必合“法”，却被视为合“理”，合乎更高的一种自然律。

截至2022年5月初，当年接受“芬兰化”政治方案的芬兰也在试图摆脱“芬兰化”的历史尴尬，正在申请加入北约，对冲突之后乌克兰进行“芬兰化”改造是否还是一个可行的政治方案？而之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口中已经处于“脑死亡”的北约，因为俄乌冲突正经历回光返照。

基于安理会五常否决权体系的联合国体系也在发生松动。略显讽刺的是，限制五常否决权的动议虽然由美国推动，但也得到了不少中小国家的支持，该过程背后体现的又恰恰是俄罗斯自己近年来大力推动的“国际关系民主化”。这场作为帝国间冲突的“特别军事行动”对人类政治生活基本规则的长时段冲击，才刚刚开始。

（责编：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