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里便可以看出，聂鹤亭的资历是很老的，地位也很高。而在广州起义之后，聂鹤亭又被派往安徽、江西等地，职务上也不断擢升，及至1932年时他已经担任了红四军参谋长、十一师参谋长。

长征期间，他担任了红一军团第一师代理参谋长，而在之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中，聂鹤亭的职务也凭借着战功一路擢升，相继担任了四野兼华中军区副参谋长，中南军区副参谋长、装甲兵司令部副司令员等要职。

可是在战功赫赫之外，聂鹤亭性格非常鲜明，而这也影响到了他的发展。

南昌起义后期，他便与朱老总发生了争执，虽然日后聂鹤亭认识到错误道歉，朱老总也一笑置之，但仍是难掩其过。

而在抗日战争期间，他还因担忧主席留他在延安，选择了不辞而别（当时叶挺为新四军军长，得知聂鹤亭在延安便提议他前往南昌工作）；辽沈战役期间，他又自作主张接受了敌暂编53师的“起义”（当时，林、罗认为敌人已在彀中，最多算是投诚），这也让林、罗颇为不满。

1955年，在军衔条例颁布后，授衔也被摆上议程，罗荣桓也被委以重任。讲道理，这不是一个“好工作”，虽然手握授衔权利，但也难免因为授衔的高低而得罪一些同志。

对于聂鹤亭授予何种军衔上，便是如此。从资历、职位、战功上而言，聂鹤亭无疑至少是可以授予上将军衔的，而这在聂鹤亭看来也是理所应当的。可是，在初授的名单上聂鹤亭却被安排在了中将之中，看到自己被拟授予中将聂鹤亭十分不满，于是便登门找上了老上司罗荣桓。

面对聂鹤亭的“质问”，在《罗荣桓传》中有这样一段话语讲述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