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宁宗嘉泰二年，有臣僚言：“近日大辟行凶之人，邻保逼令自尽，或使之说诱被死家，赂之财物，不令到官。尝求其故，始则保甲惮检验之费，避证佐之劳，次则巡尉惮于检覆，又次则县道惮于鞫勘、结解，上下蒙蔽，只欲省事，不知置立官府本何所为！”（《文献通考》）这是一说现象，二责其故，算是犀利之言了。看来这一招不管用。

南宋政府又想出第三招，“繁苛法律，官不能遍睹”。这是为难当官的，让审案子的法官老爷不能完全熟悉法律条文，他们就不能顺利断案子，老百姓自然就不再打官司了。

孰料这一招还是不管用，许多官员审案子并不完全依法，他们不必熟读法律条文，也能找到判决的依据，即采取“三分依法、七分情理”的司法实践，大道理还一套一套的，由不得你不服，居然闯出一条“息讼”的新路子，让执政者哭笑不得。

试举一案例，来看看这些法官老爷是如何在不依据法律条文的情况下判案子的。《勉斋集》中有一个典型的案例。刘某有三子：拱辰，妻郭氏所生；拱礼、拱武，妾母所生。刘某夫妇死后，兄弟分产，拱辰将郭氏随嫁田占为己有，不分与二弟。事经十六年，拱辰亦死，拱礼、拱武诉拱辰之子，要求分郭氏田。案件先后经过县、州、监司三级共七位官员审理、判决，由于官员们不太熟悉法律条文，最后形成三种结果：郑知县、提刑司签厅认为拱礼、拱武不当分田；吉州司法、知录判由三子均分；韩知县、赵安抚则以为应分为两份，拱辰家得一，拱礼、拱武共分一份。

之所以形成三则判决，赵炎以为这些官员没有依据法律的规范，也没有出于“天下公理”（即道德要求），而是体现在“世俗私情”上，是正统价值观与非正统观念的折衷。此案之后是否又经他官之手，以及结局如何，已不可知，但仅就判决来看，“息讼”的结果，是不依法，而是依据情理。或是无法可依，只得各行其是；或是有法而未知，依然只能各行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