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中的芦苇”

4月18日，风波还在进行当中，《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驻华记者就发出了报道，将其称之为一场“革命”，认为这一事件足以展示“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某些特性。在详细介绍了风波过程后，《纽约时报》发出疑问：在恭亲王的治理下，统治中国的这个少数民族政权保持了稳定，赢得了持续发展和国际信任，内政外交方面日渐理顺，如今风云突变，“新朝代的黎明是否会蒙上朝臣内讧和内政纷争的阴霾呢？”

在提到恭亲王的妥协时，《纽约时报》将其形容为风暴中弯折的芦苇，甚至在风暴尚未来临前就已经屈膝。无独有偶，长驻北京的另一位美国人、38岁的传教士、同文馆教师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在其6月1日为《哈泼斯》(Harpers)杂志写的文章中，也将恭亲王形容为暴风雨中弯折的芦苇。这位日后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的首任校长，忧心忡忡地说：“斯巴达曾经在两位国王的共同统治下实现和谐，罗马也曾在两位执政的共同领导下走向成功，”如今，恭亲王已经被打倒，获得胜利的这两位“教育程度低下的女性”，能领导好中国吗？

作为改革与开明的代表，恭亲王的落败被西方普遍解读为大清政治的一次倒退和反动。而在后世中国的主流史学者们眼中，这一风波也成为慈禧太后弄权的一大罪证。恭亲王当然不是蔡寿祺所指控的“权奸”，但平心而论，他毫无疑问是“权臣”。“君子无罪、怀璧其罪”，整天与最高权力瓜田李下地黏糊在一起，招来嫌疑也是几乎必然的。白居易曾有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恭亲王就是大清朝名副其实的“周公”，他的政治命运三起三落，受尽猜忌，其背后原因无非是：在最高权力的卧榻之侧，他发出的鼾声实在太过于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