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在上海的党中央非常危险，已无法持续工作。当时，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不足半数，在共产国际指示下，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局”，李德在莫斯科的老朋友博古成了“临时中央”的“总负责”。延安整风时，在延安主持《解放日报》工作的博古，曾经向报社同志回忆过当年的情况：

他曾再三提出自己不是中央委员，负责党中央的工作，不合组织原则。况且自己还太年轻，不懂军事，担此重任不合适。但周恩来他们说，这是工作需要，只要共产国际同意就行。党的负责人原称总书记，这时为什么改称“总负责”呢？博古说，是因为卢福坦曾想当总书记，但共产国际远东局不同意，而王明呢？想留着这个职务以后他担任，这样博古就成了“总负责”。

这一年，博古24岁。是临时中央政治局中最年轻的一位。随着城市工人运动的消退，红军和白军作战，已经是中国革命最主要的斗争形式，可以想见博古“压力山大”，他必须抓住点什么东西才有安全感，而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在德国十一月革命时又有过“街垒战”经验的李德就成了他抓到手里的一根稻草。博古在上海遇到李德时，已经是1932年的秋天。这一年，中央苏区在毛委员的指挥下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而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临时中央”已经无法立足，不得不考虑迁到苏区去。李德成为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除了博古对他的倚重，还有一个偶然性因素是共产国际任命的驻华军事代表兼中共中央总军事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将军迟迟未到上海。李德后来回忆说，

他从见到博古的“从第一天起”，“就不得不作出军事上的判断和建议”，开始参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指导。

1933年初，“临时中央”随博古、洛甫、陈云等转移到赣南中央苏区。博古、洛甫动身前，正式要求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尤尔特将李德派往苏区，担任军事顾问工作。

应该说，共产国际对军事斗争的复杂性是清醒的，态度也是谨慎的。据李德回忆，

“我表示同意去苏区，但提出一个条件，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

博古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因此向莫斯科发了几封电报，得到的答复大意是：“我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其他的命令和指示我没有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