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延安一些同志已开始着手准备。任弼时郑重嘱咐毛泽东的好友、诗人萧三：写一本毛泽东传，以庆祝他的五十大寿。毛的秘书胡乔木也极力赞成此事，为使萧三集中精力写成这本书，免除了他的一些会议活动，力争12月下旬写成。为此，萧三访问了延安的许多老同志，搜集了大量素材。更为难得的是毛泽东在与他聊天时，也零星地谈到自己过去的一些经历。根据这些材料和萧三自己做学生时与毛泽东的接触，准备写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公开发表。

毛泽东看了凯丰的信，他的第一反应是拒绝：共产党的领导人不能做这类事，何况又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时。经过认真考虑，他在4月22日给凯丰回函说：“生日决定不做。做生日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

在这封信中，针对凯丰所言“宣传毛泽东思想”问题，他说：“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尚没有成熟。”这番话，表达了毛泽东对自己思想理论的冷静评价和高标准要求。

既然毛泽东对做寿之事明确拒绝，所以到了12月26日，延安各界都没有什么祝寿之类的举动。萧三为毛泽东作传的计划也就放缓，他那篇长文延至1944年7月初才在《解放日报》上刊出，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毛泽东看了，几次传话给萧三，让其停止写他个人，后来还当面劝萧三多写群众。萧三争辩说：“我这是自己补课，并且写你和写党的斗争是不可分的，这有重大教育意义……”

当时，许多人并不知道毛泽东的寿辰为何日，这就引出一个关于毛泽东生日的小插曲。1944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中宴请五六名高级干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饭后漫谈时，八路军晋绥军区副司令员续范亭问毛泽东多大岁数，毛说是光绪十九年癸巳生人。续又问月日，毛说是阴历十一月十九。续范亭这才知道，毛泽东比他小一个月，去年十一月十九是毛泽东50岁整寿。他当场赋诗一首：“半百年华不知老，先生诞日人不晓。黄龙痛饮炮千鸣，好与先生祝寿考。”大家听了鼓掌说好，毛泽东笑着点头致谢。

毛泽东作为革命领袖，拒绝为自己做寿，“怕生出不良影响”，但他对许多老同志的生辰却记挂在心，如对吴玉章、林伯渠、朱德、徐特立等，用书信、题词或其它形式热情祝寿；他还邀请住地枣园村24位年过60的老人赴宴，为他们集体祝寿。这些都体现了毛泽东“他人第一”的高风亮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