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7月12日，红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向红一方面军各军团下达战略整训的“七天工作计划”。计划总计列出政治动员、粮食保障、部队整理等五条。粮食保障是其中重要的一条。在这一条中规定：“休息时应节食，每天两餐一稀一干，要省至平均每人一斤以下。”“各连队在四天内除日食外，至少需筹存平均每人五十斤麦子或杂粮，超过四天，按日加筹。”“各连队存粮应一部分做成干粮，牛羊做成肉干，随时准备行动和作战。”

毛儿盖是藏族地区最大的一个村落，大概有三四百户人家。杨成武在毛儿盖带着筹粮的队伍上山找到了反动土司藏起的一批羊。红军们赶走了敌人，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和牦牛几十头，绵羊五六百只。这一天，虽然没有盐，他们还是饱餐了一顿，分配给了兄弟部队一部分，剩下的牛羊杀掉后都煮熟，一块块切开，再串起来做成了肉干。

杨成武在《忆长征》中写道：红军在毛儿盖筹粮时，还曾用喇嘛寺的用面粉做的泥塑烙过饼充饥。但后来筹粮委员会命令说要保护喇嘛寺，就是反动派砸碎的“泥塑”也不能动。红四团团长带着的筹粮队在一个反动土司的家发现了一道新砌的墙，上面糊的泥巴还是湿的，这道墙特别厚。大家动手拆开一看，几口大铁锅里盛着青稞麦和青稞麦面，还有一坛坛的玉米、黄豆、红辣椒、酥油，不仅有粮食，还有枪支、弹药，这更证明了主人的身份。同志们管它叫“密窖”。以后他们又一连发现好几个“密窖”，按照筹粮委员会的规定，凡是敌人留下的东西，一律没收。

在草地：皮带和马具

杨定华著《雪山草地行军记》写道：草地行军时，每天下午未到宿营地之前，虽然命令每人拾一点小树枝，但这尺柴寸草，只能烧一点开水，哪怕你有米，也没法煮饭。各人背着几斤炒熟了的青稞麦子或青稞粉，每天下午经过雨水淋洗，结果青稞粉结成一块。炒青稞自然更坏，好像橡皮胶，软扭扭。有粉的还好，可以将每人分得的一茶盅开水糊起来吃。没粉而吃青稞的人，牙齿弄疲，也吃不下四两。

过草地时，红军的粮食日益减少。特别是在先头部队后面的部队，本来草地上的东西就少得可怜，仅有的一点也都被前面的人捡走了。不久，红军便开始煮自己的皮带和马具（如果能够弄到水烧煮）。水是一个问题。草地上的水大多有毒。战士们一个个都因剧烈的腹疼和急性痢疾而躺倒。许多人死了。剩下未曾碾磨的玉米和青稞也快吃完了。人们以毫无营养的野菜充饥。有些野菜也有毒。

黄克诚回忆说，红军进入黑水、芦花等藏民居住地时，由于得不到当地群众的支持，部队只好找到什么吃什么。当时设法弄到了一批青稞，但水磨芯子被藏民破坏，无法磨面，就只好发动战士们用手搓脱粒，然后把青稞粒炒干了吃。

部队为饥饿所困，人人饥肠辘辘，十分难耐。看到全师缺粮的情况，胡奇才同张贤约师长商量，拿出几匹马来杀了，分些肉给各单位。胡奇才回忆；“事先我作报告，请同志们团结一致渡过难关，不要再偷别人的一点点粮食了，走出草地我们就有办法了，现在就是把马全杀了，也要让同志们走过草地。”红军战士觉悟高，经过途中思想工作，又杀了一些马分给大家，总算没有发生大的问题。后来把能杀的马也杀得差不多了，只好把牛皮制品用火烤烤吃，或用水煮煮吃。

郭林祥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走出草地的前一天，我带的干粮就吃完了，肚子饿急了。好不容易找到前面部队杀牦牛吃后丢下的一块皮，我捡起来，把毛烧掉再烤，半生不熟的，洗一洗就吃，一边咀嚼还一边吱吱地响，靠这块牛皮维持了一天”。

《余秋里回忆录》记载：长征中某日，“我们红二方面军与红三十二军相遇同行。红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不知用什么方法捉到几只田鼠，请我吃了一顿田鼠肉。在我的印象里，那是最好吃的一顿美味佳肴了。在当时的情况下，饥饿死亡，时刻在威胁着每一个人。为了活下去，凡是能吃的东西都吃了。有一次，战士找到一面破鼓，把鼓面割下来用水煮着吃，又硬、又苦、又涩，真是难以下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