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军委扩大会议逐步升温，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方式，批判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活动等等，会上先后点了萧克、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的名。更令萧克寒心的是，当时刘伯承身体不好，眼压较高，正在外地住院治疗，接到开会通知，竟冒着失明危险带病前来出席会议，他是让人搀扶着走上台检讨的。他的检讨实事求是说明情况，也有违心的自我批判。他除迫于压力外，更重要的是想尽快平息这件事，保护一批同志。

后来总政治部派工作组介入运动，总政有些领导人附和彭德怀的观点，支持“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司令部”“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大本营”的观点，于是运动出现了一边倒的现象。

对此，萧克不赞成。他认为军队的训练方针，是经过军委审定、批准的，而且是叶剑英提出并由军委正式颁布的。他对彭德怀等人的看法表明了意见。但那时党的生活很不正常，已无民主可言。有些人说“共同条令是反党反中央，反对军委、反对军委正确路线，企图改变我军面貌的纲领”。萧克等人只能坐在被告席上挨批斗，根本没有说话的权利。

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蔡铁根在会上申辩说“共同条令是经过彭老总修改和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就被人连轰带扭，当场带走关押。

萧克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是我入党以来在党的会议上从未见过的事，既感到震惊，又感到痛心。更让我无法接受的是他们逼我承认反党……几十年来，为了党的事业置生死于度外……即使在长期工作中有很多缺点错误，也绝不会反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