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台湾情报当局抛出一份关于康生被捕叛变的资料通过香港的渠道进入北京，首先被蒯大富等人获悉，随后报告给了江青和康生。

康生这时才知道卢福坦的事情，最让康生恼火的是，因为红卫兵的冲击，上海市方面没有做到足够的保密，卢福坦居然和造反派组织的几名头子在提审时谈到了一些30年代的内容，居然还上了简报。　　

康生通过江青等人公开宣扬自己从没有被捕，他说：“如果我被捕了，我就成为烈士了，也活不到今天。”康生还找到谢富治质问这件事情的来由，并问谢富治，像卢福坦这样的叛徒为什么从50年代一直留到今天呢？

谢富治要康生签字，说只要他签字就可以生效。就这样，康生和谢富治先后签署了立即处决卢福坦的命令。　　

看似事情就此了结，但是康生没有想到谢富治偷偷留了一份处决命令的影印件，这个影印件到了拨乱反正时，被当时审查干部的中纪委负责人之一的王鹤寿看到，有人准备据此定论康生是叛徒。然而，主要当事人卢福坦已经不在了，所以还是没有形成结论。

最后一个知道康生这件事的饶漱石也在“文革”中病故，康生因为这件事曾经做了很长时间的密调工作，被牵连的一些知情人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

不过，康生急于处死卢福坦这一举动不能不让人怀疑，或许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思考。

（责编：李雨）